17世纪武夷红茶的对外贸易和外销路线

(一)17世纪武夷红茶的对外贸易

陶德臣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的茶叶外销可分二个阶段，清代前比较复杂……以红茶为主，清代以降……，最先出口的是武夷红茶，旋绿茶压倒红茶，18世纪后半期起又以红茶为主，绿茶，1706年以后除继续出口红茶以外开始出口绿茶。”《清代通史》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绿茶(有大珠茶，小珠茶，熙春茶，雨前茶属之，婺源茶、屯溪茶、楝培茶、松萝茶、包种茶、押冬茶等)始传人英国。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也记载：“1715年，英人始饮绿茶。”说明1706年以前英国只有红茶，绿茶尚未传人。因此可以认为清代在17世纪外销出口欧洲的基本上都是武夷红茶。

虽然1610年荷兰人已把武夷红茶最先运到欧洲并在1640年又把红茶传到英国，但在17世纪中叶以前红茶尚未进人大量贸易阶段。当时欧洲商船回国只是捎带一茶叶，由于红茶价格异常昂贵，有“掷三银块饮茶一盅”之说法，所以武夷红茶的消费群体主要还是在皇室、贵族等上层人物之间。红茶初传入英国时，还有一些医学者及慈善家反对饮茶，也影了普及。加之清政府在这一时期实施了近30年的海禁，这些因素无疑对红茶的贸易和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加上茶叶外销、传播也有一个过程，所以进出口的茶叶数量甚少，这从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荷兰人手中购得二磅武夷红茶进献给凯瑟琳．皇后，然后每磅获得奖金50先令，1666年又用50金磅17先令购买22磅12盎司中国红茶进献皇后，从中可看出它稀少和贵重的程度。

武夷红茶作为一种商品大批量输入欧洲则是1666年从福建开始。1667年1月25日荷印总督在写给董事会的信中提到“去年我们(荷人)在福建被迫接受大量茶叶，数量太多，我们无法在公司内处理，因此决定将一大部分运到祖国(荷兰)”。这里从福建一年输出的“大量茶叶”没有具体数字。我们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1685年4月6日写信给公司总督：“鉴于私人通过各种途径携带的茶叶数量如此之多，我们决定，从此以后公司应把茶叶作为一种商品加以重视。……我们要定购2万磅新鲜的上等茶叶”，中推测在17世纪末，荷兰进口的茶叶每年约在2万磅(150担)左右，鉴于荷兰人这一时期主要是与福建贸易，这些茶叶主要是武夷红茶。

至于英国进口武夷红茶的数量，萧致治先生的研究表明：1615一1664年间的50年里，英国从未见过具体进口数量，但从1664一1684年的20年间共进口茶叶5697磅，平均每年仅进口271磅，17世纪最后一个5年的平均进口是11428.2磅(85.7担)。进口的这些茶都是武夷红茶。

综合荷、英两国在17世纪末年进口武夷红茶的数量约3万(225担)。荷、英两国作为欧洲与华茶的主要贸易国。这一数字基本体现武夷红茶在17世纪末年输出的数量。

(二)17世纪武夷红茶的外销路线

17世纪武夷红茶的外销路线主要都是由闽商通过海上与欧洲商船进行贸易,然后由欧洲商船把红茶运往欧洲。虽然明清两代对海外交通都采取了“禁海”的做法，如明洪武四年(1371)宣布“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私通海外诸国”的禁令，洪武十四年和二十三年，又分别下令严禁交通外邦，到了洪武二十七年，进而下令禁止民间使用“蕃香蕃货”。清顺治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56—1684)年间实行了28年的海禁，清乾隆朝从1757年起又实行了第二次海禁。这些海禁的禁令虽然严厉，但向来是有名无实。如明初实行“禁海”，是严禁私人出海贸易，强调全由官方包办。同时明王朝为了发展官方贸易，不断派遣使臣分赴海外，永乐年间(1408—1424)遣使出国更为突出，如永乐三年开始，派郑和先后七次远航西洋，前后达27年(1405—1482)；永乐十五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奉使到忽鲁漠斯，他的船队曾途经泉州，郑和本人并到泉州东郊灵山去朝谒了圣墓。

由于海外贸易利益丰厚，既然允许官方进行海外贸易，则难免官商勾结，继而海上走私猖獗，《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书载：“明代海外贸易方式新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私商活沃海上。当时虽然海禁甚严，但物质交流，有利可图，私商的海外贸易却越来越发展，明中叶以后，基本上压倒了官方贸易，成为海外贸易的主流。”这些私商海上贸易的特点是官商勾结，他们无视禁海的政令，私造违禁的“双桅海船”，大搞海上“走私”贸易。海上经常出现成队的中国走私帆船。“在1587年(万历十五年)前后，中国帆船驶往马尼拉进行贸易的，已年达三十多只”。

这些海外贸易往往使用中国铜钱结算，如《瀛涯胜览》载：爪哇“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苏曼殊全集》中的《南洋话》记载：“(爪哇)万历时华人往来通商者始众，出人俱用元通钱。”

明末泉州的私商中最著名的有李且、黄程、张琏、郑芝龙等。如郑芝龙曾经是一个操纵泉州海外“走私”贸易的大海商，他“独有南海之利。商舶出人诸国者，得芝龙符令，乃行”。在郑成功抗清期间，郑芝龙的商船，仍可领取盖上“石井郑氏”印记的牌照，前往海外贸易。

明清两代虽都实行过“海禁”，但闽商与南洋的海上贸易都从未中断过。这些闽南“私商”把茶叶源源不断地从厦门港运往南洋贸易。那么最初的茶叶海外贸易为什么不是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著名的东方大港泉州港始发呢?原因是明代以后，泉州港的海外交通即已逐步走向衰落。造成明清时期泉州港地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明清二代封建王朝对海外交通都采取了“禁”的做法，这就大大限制了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二是元末明初泉州地区遭受了破坏性的战乱。元末在泉州的色目人的武装叛乱与混战(1357——366)使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三是倭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骚扰。泉州从洪武三年(1370)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屡遭倭寇骚扰，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范围和规模越来越缩小了；四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侵，取代了泉州港历来由阿拉伯商人来华贸易的格局。新殖民主义开辟的印度洋新航线，改变了泉州港贸易的对象租方式。泉州港的地位日益下降，造成明代泉州港官方贸易的衰落，而民间贸易却日益兴盛，这又使漳州月港[嘉靖四十四年(1，565)，改制升为“海澄县”]兴起。月港的兴起，还与这一时期清政府封闭广州港有关。《福建简史》载：“明政府为了防范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在广州一带加强海禁，甚至一个时期封闭了广州港。这样一来，东南亚各国能够到中国来的船，都转移到漳州地面私自驻泊，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片萧然矣。”但月港港道很浅而厦门港(原称中左所)港阔水深，在明万历年问兴起。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王朝派宦官高案到中左所督征税务。逐渐泉州港作为对外通商港口的地位就被厦门港所取代。

1610年荷兰人首次把闽南人从厦门运到巴城的武夷红茶运往欧洲。在l8世纪20年代以前，荷兰人主要以巴达维亚为据点，同中国到达的帆船进行易货贸易，茶叶是其主要货品。欧洲的茶叶多由荷兰人供应。虽然1644年英国人已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专门运销武夷茶，但他们主要还是从荷兰人手中转购的。

清政府在1656—1684年间实行了近30年的海禁，对武夷茶的海上运输造成严重影响，但武夷茶的海上贸易并未禁绝，荷兰人仍从海上购得大量福建茶叶。这些福建茶叶都是从厦门运出的，厦门人把茶叶叫“te”，于是荷兰人就把“te”字传到欧洲，因为整个欧洲除俄国和葡萄牙之外的各国，都是从荷兰人手中买到第一批茶叶的，所以他们也都使用这个名字。如英文称茶为tea，法国叫茶为the，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各称为tee、te，这些都出自于我国闽南地区对茶的读音，这也说明欧洲的茶叶最初即从闽南海路传出。

1684年清政府解除第一次海禁，允许对外贸易，并设立闽、江、浙、粤海关。1689年英国首次从厦门港直接进口武夷红茶。

当时厦门港输出的茶叶主要来自闽北武夷，武夷红茶香高味醇，质量好，深受英国人的喜欢，由此确定了武夷红茶在英国人心目中的良好印象，以至后来出现英国商人非武夷茶不买的现象，“懋迁各物内以闽茶为主要之物”。

在17世纪初至1684年止，武夷红茶外销路线都是闽商从武夷山内河运至福州，再转运至厦门，然后从厦门把茶运至印尼与荷商贸易，由荷商再运往欧洲。1684年以后，厦门港首开与外商直接贸易之新纪元，武夷红茶开始从厦门港直接出口。

二、18世纪武夷红茶大发展时期的对外贸易和外销路线

(一)18世纪武夷红茶的对外贸易

18世纪是武夷红茶大发展时期，由于红茶消费的最大国家英国的普通人饮用红茶越来越多，同时茶叶贸易在英、荷、丹麦、法国、瑞典间的激烈竞争导致茶价一降再降，反而促进茶叶的需要量增加，茶叶贸易大幅上升。18世纪初武夷红茶的输出已达百万斤，武夷正山小种的产量已经远不能满足需要，除在武夷山市其他地区扩大外，周边县市也开始生产红茶，此时的茶叶产区已经沿闽江上游的建溪向富屯溪、沙溪毗邻诸县扩展。这时武夷红茶的概念已超出武夷山，应冠以福建武夷红茶，但武夷山仍是最重要的红茶产区。因为国内其他省的红茶均是19世纪初以后才出现，所以18世纪是武夷红茶独步天下的时期。

本世纪从1706年起，除继续出口红茶外，开始出口绿茶。

红茶的品种是武夷茶、工夫茶、小种红茶、白毫茶。日本角山荣先生在他的研究文章中专门就这一时期西传的武夷红茶4个品种进行了解释：白毫是用带有嫩胎毛的新芽制作而成，在红茶中质量最好价钱最高；小种红茶是仅次于白毫的上等红茶，工夫红茶是武夷红茶中的一个品种茶，这3种红茶出口数量较少，最大量的是武夷红茶。

关于18世纪前50年武夷红茶出口的数量，现根据日本角山荣先生的统计：1721——1750年的30年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进口武夷红茶18828551磅，平均每年进口627618磅(4708担)。

工夫、小种、白毫共2804891磅，平均每年进口93496磅(701担)。以上红茶合计年进口5409担。

18世纪后50年武夷红茶的出口量据萧致治先生的研究：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华输出红茶156000担(20794800磅)，占当年华红茶出口的85％，是前50年平均数的28.8倍，由此推算1792年武夷红茶出口约18.35万担。是上世纪末年平均出口量的815倍。

根据庄国土先生的研究：从17001795年，荷兰人运到欧洲的中国茶叶大约在178万担左右。整个18世纪，英船从中国输出的茶叶估计在400万担左右，法国、丹麦、瑞典在18世纪运出中国茶叶143万担。以上合计在18世纪共输出华茶721万担，以红茶占80％，共输出红茶576.8万担，平均每年输出红茶5.768万担。另据陶德臣先生的估算,俄国在18世纪共进口茶叶733881担,平均每年7339担。占欧洲进口红茶和砖茶各占一半，平均每年红茶进口约3700担，加上俄罗斯的数字,17世纪平均每年输出武夷红茶约6万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