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之所以选择武夷茶作为此“物质的流动”中之特定物质，缘自笔者的一次看似偶然的经历。
2007年10月，因参与福建省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海峡西岸文化生态保护与遗产研究”，笔者随同彭兆荣教授所带队的课题组一行在闽东霞浦、闽南漳州、闽西永定以及闽北的武夷山对当地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调查。武夷山是我们此行考察的最后一站。
短短几天时间里，我们考察了武夷山的几个主要文化遗产点。九曲溪丹山碧水的美景，山间禅院的暮鼓晨钟，似乎仍回荡着悠悠诵书声的宋代书院，粉墙黛瓦的古村落、静静躺在古窑址里的建盏等武夷山的文化遗产使我赞叹不已。
一千年前，朱子理学从这里发源影响了整个亚洲，如今，这里又凭借着“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成为蜚声中外的旅游胜地，然而，最引起我关注的还是武夷山那无处不在的茶。在武夷山，无论是在度假区三姑卖茶的商铺里，还是在寻常人家的院子里，随处都能听到“亿达”(喝茶)的招呼声。只要是和武夷山人聚在一起，他们最爱的就是品茶、谈茶、评茶。作为一个武夷山人，若是对茶完全不懂，插不进话，是很难被当地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的。而要想融人武夷山人的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和他们一起喝茶、论茶。倘使你还能讲出一些茶叶的历史、典故，品出岩茶独有的“岩韵”，甚至还能品出“山场”，他们立马会对你刮目相看，引为知己。可以说，武夷山的整个社会生活空间都是围绕着茶而运转起来的，即便是在当地的另一支柱产业——旅游业中，茶也是最核心的文化符号。为此，武夷山景区专门开辟了一条“大红袍”茶文化的旅游线路，而我对武夷山的茶叶产生研究兴趣，正是始于这“大红袍”之旅。在金秋的阳光里漫步于“大红袍”景点的茶树间，景区管委会世界遗产监测中心的俞建安主任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当地的茶文化，从“晚甘侯”到“石乳留香”，从一树干金的“不知春”到半壁江山的“大红袍”……武夷茶的历史画卷在眼前渐次展开；而路上时常可以碰到头戴斗笠、肩扛锄头、哼着采茶调的茶工，又表明这里的茶叶产制并不仅仅停留于已经逝去的历史。
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两三百年间，茶叶一直在东西方的交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武夷山几天的考察中，我了解到西方人最早喝到的茶就是武夷茶。到19世纪以前，此地的茶叶主要有两条流通途径：一条通过陆上茶叶之路北上(以武夷青茶为主)，经晋商之手，最终抵达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另一条则通过海上茶叶之路南下(以正山小种为主)，最初由荷兰商人辗转贩卖，后来主要通过英属东印度公司抵达英法等欧洲国家。这恰好与我的研究兴趣——人类学视野下的“物的传记与世界过程”相吻合，因此我开始关注武夷茶的“传记”过程。此外，从学术史来看，虽然学界对近代福建的茶叶贸易与闽北区域社会都做了大量研究。但将二者结合起来，从微观的社区生活史角度来系统探究闽北“农村社会生活的内幕”的研究还较少。而那种宏观的、趋势性的、“总的规律”的认识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实际究竟存在多大的出入，包括这种认识本身，都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和需要加以反思的问题。具体来说，在晚清民国时期闽北山区的社区生活中，茶叶产制的兴盛与衰落，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或停滞，地方官员、宗族力量、僧道、乡绅各色人等围绕着茶叶产制与运销的互动是怎样展开的？这对于区域社会的发展变迁究竟意味着什么？茶叶的产销对于社区中不同的家庭、家族甚至具体的个人，是否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者说茶叶运销对社区关系和社区秩序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考虑到社区生活的具体情景，这些问题都有待探讨。
正是基于以往的有关研究成果和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选择了以明末至新中国成立前闽北山区的茶叶贸易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确定选题后，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间，我又先后三次来到武夷山，针对闽北山区的茶叶产制与运销历史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开始进行一些人类学的思考。在田野调查中，我注意到贯穿于武夷茶的栽种、制造与运销过程中，不管是茶工、岩主还是在本地设茶行的茶商都是武夷山的他者(Other)。“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者，亦不尽皆土著。”在茶叶的流动的末端，则是西方世界的陌生人(Stranger)——俄罗斯人和欧洲人。
可以说，没有“他者”的推动，就没有武夷茶的繁荣。而如果将这一由外来者推动的茶叶流动的过程，纳入到国家乃至全球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下来看，这一小地区范围内茶叶流动的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令人清醒的茶与令人迷醉的鸦片，都是深刻影响了近代世界的重要物质媒介。因此，对这一物质流动的追根溯源，也能使我们从物质文明的角度来理解近代中国的形成。通过对武夷茶在域外传播过程的追踪，对茶叶产制中的仪式、信仰、宗族力量、行业帮会与乡土社会的各种内生力量的考察，笔者试图探讨东西方对茶叶赋予的不同“意义”是怎样在互动与调适中重塑了当地的空间结构，以及在以茶叶产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民族一国家的政权建设是如何在乡村社会中得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