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一)茶叶在近代中西贸易中的特殊意义
茶源于中国，位居世界三大非酒精饮料之首，同时，茶也是深刻影响了世界近代史的一项重要物质文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茶在中国与葡萄酒在地中海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西方人甚至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牺牲”。从16世纪初第一批欧洲商船抵达中国的港口，一直到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在清朝乾隆年间，茶叶的海外市场不断拓展，开始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外销商品。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内，它一直都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之一。18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国家以其殖民地产品，主要为白银、棉花、胡椒等交换中国的茶叶、丝、瓷器等。当这种贸易结构保持平衡时，西人仍然获得巨额利润，传统的贸易方式仍可维持。由于美洲白银的短缺，西人开始向中国输入一种新的替代性商品——鸦片。而中国政府厉行禁烟，传统的中西贸易结构难以为继，西人随即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的暴发。鸦片战争使以英人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武力重组中西贸易结构，迫使中国接受鸦片。此后，中西方的贸易结构迅速逆转，中国国力衰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处于劣势，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说，茶叶贸易引发的大规模中西交流与冲突，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从茶叶人手，尤其是以中国外销茶叶的发源地为考察点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可以使我们“贴近式”地感知和研究这一段历史。
(二)茶在传统社会中的特殊性
本书之所以选择茶作为探讨中央(国家)与地方关系、国家权力之渗透与乡村之回应，以及社区内各种群体、权力集团之间的互动调适关系的媒介，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中茶叶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茶叶产地与其消费地的分离。自古名山产名茶，中国的著名产茶区多在交通不便的山区，从开山、栽种茶树、茶山的日常管理到茶叶的采摘、加工及制作成毛茶，都是由居住在乡下的茶农在“乡民社会”中完成的。与之相对的是，生产茶叶的茶农自身几乎不喝茶(以前武夷山的茶农只能喝挑拣出来的茶梗和黄片泡的“荼”)。作为一种具有文化隐喻的饮品，能够消费“香茗”的通常都是居住在城镇里的士绅阶级。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cashcrop”的茶叶进一步流通进入世界市场，西方世界的El感偏好、消费能力、经济状况直接影响到闽北茶产区茶农的生计。由此可见，随着茶叶的流动，通过层层市场网络，我们可以逐步将眼光由乡村投向城镇，由边缘而中心，进而讨论东南边陲一个山区是如何通过特定的物的流动而成为王朝国家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及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更进一步地与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相融的。
在现代铁路出现之前，茶叶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承担高昂的长距离运输费用而进入世界贸易体系流通的商品。在全靠人力和畜力承载物流的前工业社会中，这类商品的运销背后必须要有财力雄厚的商人群体、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以及协调合作的运输团队。因此，追踪茶叶的流动，也可以展现其背后庞大的商业贸易网络及运作体系。
由于茶叶在传统社会中的上述特殊性，笔者将以茶叶的流动作为链接底层社会与士绅阶层、农村与城镇、东方与西方的一条线索，并力图以此展现物质流动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虽然中国的产茶区较多，如江西、浙江、四川、安徽等省都有著名的茶区，而本书之所以选择福建的闽北山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闽北山区由于山多田少，山中人以茶代耕，早在唐宋时期便以北苑、壑源之名著称天下，制茶一直以来就是当地最为重要的一项生计方式。茶已经深入闽北山区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地方政治、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整个乡村社会的运转无不围绕着茶而展开。因此，要理解近代闽北山区的乡村社会史，以茶为切人点是一个很好的视角。第二，16世纪中叶，最早运销到西方国家的中国茶正是来自闽北的正山小种，从而使闽北山区的乡土社会最早与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发生“文化并接”。在此后的两三百年间，西方的传教士，山西的晋商，“下府帮”茶商，潮汕、广州的“岩主”，浙江、江西的茶工，以及僧、道等各色人群纷至沓来，在闽北山区中不断地穿梭、往返和移民，从而使武夷山成为一个很好的透视帝国内部人群流动和文化汇融的窗口。笔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武夷山作为一个具有关联性和汇融性的社区，是如何通过文化结构的并接实现其地方世界的意义整体性。
(三)非典型性的“中国农村”研究
长期以来，不管是海外汉学还是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村社区的研究一直侧重于农村的土地买卖关系、田赋制度、地主对农民的盘剥程？、度等农业社会的典型问题，这就使读者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绝大多数。但是，事实上除了农业之外，手工、虬商业、采矿业等其他产业在农村社区也大量存在。尤其是在近代工业建立以前的传统社会中，中国城市中所消费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纸笔墨砚、胭脂等奢侈品都来自于农村手工业。手工业生产在许多领域都是非常显著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手工业者的数量一直都超过了现代工业部门中工人的数量(其中有570万人在乡村)，而这还不包括数量更大得多的半专业化的乡村小生产者——这些人被划为农民。本书所选择的田野调查点福建省武夷山，由于处于闽赣交界的武夷山系，境内平原有限，因此唐宋以来，“山中人以茶代耕，独耦烟霞”，“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虽然明清以来中国不同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与手工业的发展，也引起一些史学家的注意，并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集中在丝织业这样的类似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生产形式的手工业。这种人口密集型的农村手工业，由于材料与技术的相对分离，在明清以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逐渐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而像制茶、造纸这样的产业，由于受到原料产地的限制，基本上原材料的栽种与加工都必须限定在同一社区，并且延续至今。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界对这种具有延续性的农村手工业社区的关注并不多，尤其是人类学的研究。因此，对闽北茶产区乡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一般乡村研究的非典型案例，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从事非农耕生产的近代中国农村和乡村手工业者。
武夷茶叶流动的背后，实际上是出入于茶产区的僧、俗、官、商、绅、传教士各色人群在茶叶商贸网络中的横向流动和在帝国层级政治结构中的纵向流动。笔者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武夷山茶叶在对外贸易中由盛到衰的过程，并非单纯的社会经济发展史，而是历史、文化与权力等综合因素在一个特定时空坐标内交织、互动和调适的过程，是家庭、地方社会、国家与更大空间范围内(世界市场)的权力和文化的互动，同时这一过程也为“大历史”赋予了地方化意义。作为一项社区民众生活史的研究，作者目的在于围绕茶叶流动的渐次展开，将明末以来的闽北社会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通过对以茶叶生产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历史的梳理和描述，探讨乡村社会的各种力量，如家族、地方官员、士绅、行业帮会、地域性的结社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历史性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