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茶叶历来为闽江上游山区的传统产品，其中武夷茶又是茶中精品，“茶出武夷，其品最佳”。《崇安县新志》记载：“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复兴于清”。武夷茶叶的对外运输就必须提到福州港，揭开一部曲折壮阔的贸易史……
一
福州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汉代的“东冶港”，大致位于今鼓楼区东直巷至澳桥一带。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一直都承担着中转港、军运港的功能，真正得到开发，要到唐以后。
作为一个开放的帝国，大唐以包容的胸襟，“左手”巩固发展西域陆路交通，“右手”拓展与海外诸国的海路往来。位于帝国东南沿海的福州港海外交通、贸易初 兴，不仅有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各国的传统航线，还开辟了新罗、日本、三佛齐、印度、大食等多条新航线，建立贸易、文化往来。至中唐，福州已与广州、扬州鼎 足而三为唐代“三大国际贸易港”。
晚唐五代，王氏父子治闽期间，亦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兴修了“甘棠港”，曾一度出现“万国来朝”的盛况。
宋元时期，泉州港崛起，以“东方第一大港”闻名于世。尽管福州港的地位有所式微，但民间的对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仍兴盛不衰，许多海外使者、商人、学者、僧人络绎不绝。此外，随着福州城池的扩展，港区也不断朝南、东南方推移，南台、洪塘等港开始兴起。
经过唐、宋、元三朝的开发，迨至明清，闽江上游（闽北腹地）、下游（福州）的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自唐宋以降就颇有名气的闽茶，在制茶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诞生了红茶、乌龙茶、白茶等新茶类，其中又以武夷茶的声名最为显赫。据《茶考》云，武夷山“岁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无疑，这为晚清武夷茶“世纪末奇迹”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二
进入19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变，使中国再也无法关起门来“独善其身”。中国，这个物产丰饶的古老国度，在西方人眼中，自古就充满着神秘和诱惑。长期以 来，他们一直都渴望寻求机会同中国建立贸易往来。当然，中国对于西方人的魅力还来自更直接、更具象的感官体验——茶。西方人认识中国茶，是从武夷茶开始 的。自从第一箱武夷茶漂洋过海，进入西方，就注定了这一片树叶要与世界格局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1832年2月2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精通汉语的林赛（ Huyh HamiltonLinsah）、郭士立（又译作郭士礼，K.FA.Gutzlaff）乘“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海岸线北上，以“买卖贸易”为幌子，一路密探搜集沿海重要港口商业和军事情报。
在福州逗留期间，林、郭二人侧重考察了福州港的基本情况，认为：“就福州地位与商业便利来说，那帝国的城市在地位上很少比福州更适宜的，……福州与广州对 比，也是一个分配英国毛织品更适中的地点。”更重要的是，位于闽江上游的武夷茶产区，距离福州只有150英里（1英里约等于1.61公里），茶运到福州最 快只要4天，而如果运到600英里外的广州则要1～2月，运到上海也要28天左右。这样，通过闽江直接运茶到福州出口比从广州出口，每年每担可以节省4两 银子的运费，每年15万担，就是节省60万两。因此，就区域位置和节省成本而言，福州是十分理想的茶叶贸易口岸。
次年，林、郭将在中国期间的间谍活动写成报告，递交给老板和英国政府。1835年7月24日，林赛致信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了一个周密的侵华计划，企图封锁中国沿海地区，迫使清政府就范。
阴谋终于在1842年得逞。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清廷惨败告终。1842年8月6日，英国军舰进逼南京江面，清廷不得不在船坚炮利面前屈服，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自此，福州正式被纳入了世界茶叶贸易体系，英人“将来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
三
1844年6月30日，英国福州领事李太郭抵达闽江口，次日暂住在城外鸭母洲。福州正式开市后，武夷茶并没有像英国人先前所期待的那样——福州能很快成为 新茶叶出口中心和工业品倾销中心，没有一艘外国商船进港，广州、上海仍是茶叶贸易的中心。直到9月，才迎来了第一个美国“客人”，但终因货品无人问津，不 得不失望地离开。
此后，在长达9年时间里，福州港的贸易始终不见起色。第一个尝试在福州做生意的英商记连（Glen）坦言，“希望搞大规模能或厚利的生意，不论是进口的还 是出口的，都命定般地失败了。”1847年，驻榕英国领事若逊（R.B.Jacksan）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关于英国或其他外国在这个港口进行贸易，目 前还看不出任何有希望的前途。”
记连之后，第二个来榕碰运气的商人是康普登（Conpton）。像记连一样，他也带来了大量布匹，但生意差的一塌糊涂。一年后，他也灰头土脸地离榕，此间（1850年），他从福州直接出口英国的仅仅只是255担（1担约等于50千克）茶叶！
事实上，福州港的萎靡，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港口特殊的地理环境。据历史学家王尔敏分析，福州“最基本之重大难题，在于海口险滩多，港道水浅，大船不能直达 口岸。”大船要到福州，只能先停泊在闽江口外，再换小船接驳货物， “由是而使福州港埠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
福州港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四
正当英国人感到无比迷茫的时候，沉寂近十年的福州港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1853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势如破竹，攻陷南京后，战火很快就波及大江南北，原来取道江西运往广州出口的武夷茶通路因此被切断。同时，上海也爆发了小刀会起义，武夷茶的另一条通路也受阻。
广、沪两大口岸的先后披兵，让中英两国又重新把目光转向了福州港。为了保证武夷茶出口通路的畅通，广州的美国旗昌洋行（Russel&Co.）认 为外商们不妨从福州出口茶叶，并做出表率，于1853年深入武夷茶区，大量收购红茶，然后沿着闽江一路向南到福州出口，获得了成功。
旗昌洋行的成功，也让其他同行看到了“钱景”，英国义和（怡和洋行的福州分号称为义和洋行）、宝顺、来士、太平、捷逊洋行及美国的隆顺洋行等接踵而至。据 闽海关统计，1867年，福州有英国洋行15家、美国洋行3家、德国商行2家、银行3家、货栈2家和印刷局3个。1891年，在榕开设的外国洋行数量达到 17家，均以茶为最大宗货物。
1853年，至少有6艘船运茶出口。次年，运茶船数量增至35艘，茶叶出口量达130，000担。1855年，约有739，700磅（1磅约等于0.45 千克）茶由五家经营茶叶的外国商行运销国外；1856年，数量增至40，972，600磅，其后三年平均数为35，476，900磅。另据不完全统 计，1853～1860年，福州港出口的茶叶总量高达2.26亿多万磅。
此外，1853年以来，茶叶出口值占全国茶叶出口总值的比重也是连年攀升。1853年占5.7%，1854年为17.4%，1856年为 31.4%，1857年为34.5%，1859年为42%。19世纪70年代，福州口岸每年出口80多万担，价值2000多万元。有数据显 示，1871～1873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约1 1000万元，其中茶叶为5797万元，占52.7%，而仅从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出口值就占全国总值的35%～44%。福州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世界茶叶贸易 第一大港。
可惜，好景不常。维持了20多年的繁荣后，进入19世纪80年代，随着印度、锡兰、日本新产茶国的兴起，华茶荣光日渐黯淡，福州港的国际地位也因之遭受冲击。另外，由于制茶技术落后，茶质大不如前，加之高昂的运费、税收，质量、价格的竞争力渐失。
福州港复归于沉寂，一晃就是10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