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在我国，茶作为一种普通饮料，比起酒来要晚的多。先秦古籍中，没有“茶”字，只有“荼”字。有关饮茶的可靠记载，在西汉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有“藓靛”二字，“藓靛”就是茶。
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一些皇亲贵族、地主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和高级僧侣等，都嗜好饮茶，有的甚且嗜之成癖。这时期反映有关茶的文学作品，也随之应时而兴。晋杜育写的《藓赋》和南朝文学家鲍照妹令晖写的《香茗赋》，就是咏茶的佳作。唐朝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云：“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茶为雅致之物，古人多在书房煎饮，故而孙樵有“遣侍斋阁”之说。首句用拟人的手法，表达的就是“送十五个武夷山的茶团‘晚甘侯’给你，供你在书房品尝”之意。古人造句就是美，“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多么诗情画意啊。
陆羽从宋朝时起，就被人们尊之为茶神。其专著《茶经》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上古到唐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饮茶的历史、制茶的方法和产茶的地区，对后世许多有关论茶的著作有相当影响。
据说有一年，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送给蔡襄一些精品茶，名叫“石岩白”，是寺里自产的珍品。过了一年多以后，蔡襄回到京师开封，去拜访朋友王禹玉;王禹玉用上好的茶招待他，他端着碗还没有喝，只用鼻子闻了闻，就说：“这茶极像能仁寺的‘石岩白’，你是怎么得到的？”主人听后，大加佩服;果然这茶也是能仁寺的和尚送的。
两宋仕大夫阶层流行斗茶，还发明了“点茶法”，同时发明了黑釉烧制天目建盏，今人还复古并流行了这一烧制法。
元曲《玉壶春》中有这样的话：“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茶和柴米油盐等相提并论。古代男女结婚，以茶为礼;明清两代，承袭古制，女方接受男方的订婚聘礼，还叫做“吃茶”。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澳门采购武夷红茶，经爪哇转口销售欧洲并为达官贵族所宠，随后欧洲也开始盛行喝茶;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陆廷灿为崇安县令，深研茶理，撰《续茶经》，1734年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自唐以后阅数百载，产茶之地，制茶之法，业已历代不同，既烹煮器具亦古今多异，故陆羽所述，其书虽古而其法多不可行于今，廷灿一订补辑，颇切实用，而征引繁富”。
明末清初，随着半发酵的乌龙茶类（六大茶类之一，又称青茶）在武夷山茶区出现，功夫茶茶艺也随之应时出现。功夫茶“初见于清代武夷山区，后逐渐风靡闽北、闽南和粤东、台湾等地”。每年茶季一到，广州、潮州、漳州、泉州等地的茶商紛纷进入武夷山茶区，采购乌龙茶。广东、潮州每年固定去武夷采购的茶商甚至形—个“广潮帮”。茶商进入茶区认购茶叶，往往在预付定金认购某处的茶叶时，就在茶树山场搭个窝棚，从采茶到加工严加看守。这些茶叶商人也是烹茶品茶高手，他们在当地与制茶师傅切磋交流茶技茶艺，并且在销区进行传播。
在传播过程中，功夫茶程式逐步完善，并得以固定，器具逐步定型，并更趋精致。如有“烹茶四宝”：玉书碾、风炉、孟臣罐和若琛瓯。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瑭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其所谓之斗茶，不是宋时的斗茶，实为品饮功夫茶方法。功夫茶一直沿袭下来，现代由闽粤台等地盛行并流传至全国各地、及至任何华人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