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茶是中国的产物，大致说来，茶在唐朝才开始出现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消费清单中，到了五代十国成为各国社会各阶层消费的显要商品，到了宋元明清几代，它的产业和交易则日渐繁盛。饮茶习惯在宋代特别兴盛。宋代的茶叶贸易之所以如此兴旺发达，以至于朝廷能从茶叶交易中征收大量税额，显然是因为茶的饮用已很流行。宋代朝廷和地方官府需要依据地区的形势制订出种种符合现实的“茶法”来。而且中原王朝的茶叶还成为宋朝与它的北方对手之间贸易交换的重要物品。
宋朝建立时，华夏周边特别是西部和北部的游牧民族已养成饮茶的习惯。这些被中原人叫做“戎”、“狄”、“蕃”的民族，吃的是肉，喝的是奶酪，满肚子油腻。随着茶叶的贸易，北方民族发现了这种物质的好处，并用它来消除油腻。宋朝初年，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已离不开茶叶。与此同时，中原的宋朝又日夜面对着游牧民族的挑战。无论是要抵御还是要“征服”他们，宋朝统治者都需要强大的军事战斗力量。在那个没有机械化部队的冷兵器年代里，武器之外的马匹，成为朝廷维持境内安全的重要工具。
于是，宋朝需要游牧民族的马匹，而游牧民族也需要宋朝的茶叶，茶叶就成为当时贸易往来的重要货物。宋朝最早曾用铜钱与游牧民族换马。可是，这些不了解金钱力量的民族，竟将得来的铜钱销铸。游牧民族更喜欢来自宋朝的实物。于是，宋朝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改弦更张，用主要包括茶叶在内的实物来“博马”。为了控制与游牧民族的马匹交换，宋朝官府垄断了茶叶的收购，商人如入官场买茶，需持茶引贩茶，打击私茶贸易。随着时日的增加，茶叶对于博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茶叶管理机构的权力也日益强大起来，最终成为一种与茶和马直接相关的特殊行政权力类型。久而久之，官府负责买马的部门与负责征收茶叶的部门，在业务上出现诸多重叠之处。于是，官府曾将两个部门合并，组成“茶马司”，所谓“茶马互市”、“茶马古道”，与“茶马司”这个部门有着直接的关系。
北宋之时，茶叶的军事色彩比较浓厚，而南宋偏安一隅，汉人地区与非汉的北方民族之间的茶马互市锐减。此时，北方还有一个金朝政权。据《金史》记载，金泰和五年（1205年），尚书省官员看到入主中原之后金国百姓，不论上等人还是下等人，仍然习惯饮茶，尤其是武夷山的红茶，“市井茶肆相属”，导致“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官府以为，这样的买卖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如果不加以禁止，就可能将财富消耗殆尽。于是，金朝对饮茶进行了等级规定，“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后来，宋朝向金国求和，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泰和年间金国的禁茶令暂时取消。在宋金交兵时期，金国又实行禁茶规定，可是一直无法有效地阻止金国百姓喝茶。金国朝廷认为，“茶本出于宋地”，又不是金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商人利用百姓爱茶的习惯从中牟利，于国不利，于是，又于元光二年（1223年）重申了禁茶的命令。但是产于金国敌国的宋朝的茶已经成为金国社会等级的标识。
到了元朝，据《元史》记载，忽必烈在得天下后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下令，对曾与茶对易的马匹之拥有权属给出规定，命令“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元朝廷的政策是“括天下马”，并在官僚权贵中依据等级实行重新分配，“一品二品许乘五匹，三品四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忽必烈针对马下的命令，转变了茶叶作为社会等级象征的状况，使北方民族的马匹成为等级社会的“本土文化资源”，与金国的政策形成富有意味的差异。
宋以后，茶业不如以前兴盛。但是，明清两代，茶成为一种与外来货物相对比的东西存在着，特别是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茶不再是中国的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茶马二元对立/互补的结构关系，而成为一种中国与欧洲中心的“重要贸易物品。在“近代化”的时代中，茶的贸易重要性仍是显而易见。不过，它的对照物已不再是马。从明中叶以后，它已与来自欧洲的“白银资本”构成了直接的交换关系。茶叶一开始传到欧洲的时候，欧洲人认为“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是到了17世纪后期，茶在欧洲开始流行起来，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见饮品。茶叶具有提神的作用，用茶来给劳累过度的工人提神，成为许多工厂老板提高生产率的手段。渐渐地，饮茶习惯风行于欧洲所有社会阶层，其结果是，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茶使工业化国家大量需要的白银流入一个非工业化帝国中，使“进步的欧洲”意识到经济危机的可怕，同时使“落后的亚洲”意识到自身“特产”的意义。外贸的不平衡，让英国人头疼至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抵消贸易的逆差。终于茶与鸦片之间的对峙出现了，战争随之而来……
颇有深意的是，茶叶，这种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对于中国发展的历史竟有着这样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武夷山的大红袍更具有传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