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中国大支柱。的茶文化如同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儒家的人生追求，道家的自然理念，佛家的禅悟精释、道与茶有不解之缘。
儒家以孔子为代表，是他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儒家文化境界上。儒家思相是积极维系统一、和谐、宁静而又相依的社会秩序，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个人自我完善。而茶是一种最好的媒体，通过品茶来陶冶情操，沟通感情，增进友谊，创和谐的环境。这也体现了儒家一扣中庸之道的精神。所以历代儒家总是把品茶纳入宣扬自已思想的轨道。
朱熹深通儒学，又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在《朱子语类》录有一则朱熹对建茶的中庸之德的认识：
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日：“《南轩集》言：‘草茶如草泽高人，蜡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朱熹把建茶(武夷茶也属建茶)比之于“中庸之为德”，一杯清茶竞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儒家核心之思想。
佛教与茶的关系更为密切，中国的饮茶之风的盛行与佛教的传播、普及有关。佛教寺院中和尚念经，打坐至深夜，为了防止玎瞌睡而饮茶，有《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可资证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段文字讲到坐禅必须整夜不寐，又不允许晚间吃饭，但都允许喝茶。喝茶可以使僧众通宵坐禅不眠，又能帮助消化，还可使人平心静气，六欲不生，喝茶自然成了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而成风俗了。特别是唐代以后，禅宗日盛更使饮茶之风盛行天下。茶圣陆羽，自幼即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禅院中度过童年，他对茶的最初了解和兴趣也是从寺庙中获得，并练就一手烹茶的高超本领。他所撰写的《茶经》集当时中国茶道文化之大成，其中不乏对僧人嗜茶的记载。
饮茶不仅是学禅的需要，更是与禅宗的理念一致。佛教中有许多宗派，在这些宗派中，禅宗对茶文化的贡献不小。禅是中国化的佛教，主张“顿悟”，禅宗认为佛法只有通过修行去体悟，就如喝茶一样，只有自己去吃才可品尝茶味，体现茶与禅的一体性，即所谓“茶禅一味”也。因此说，饮茶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和茶便紧密联结在一起。《五灯会元》卷九记载：“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这喝茶便被赋予浓重宗教色彩了。由于众多佛教高僧对茶的推崇和培育，我国各地许多名茶都出自寺院僧人之手，如休宁松萝茶，是明时僧人大方首创。故有“自古名寺出名茶”，那里有名山宝刹那里就有名茶。
在道家的眼里，饮茶是养生延年的手段，如张君房《云芨七签》中说：“若要汤药，杏仁姜蜜及好蜀茶无妨，力未圆可以调助。”到魏晋时，道家已饮茶成俗，南北朝时已用于待客。南北朝时茅山著名道士兼医学家陶弘景就提倡以茶养生。道教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各方面都发生过关系，它对儒家，理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道家强调“天人合一”观，追求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境界。道家也讲究修炼和内省，崇尚清净虚无，去尘离俗，恬淡无为，追求清静寡欲，质朴自然，这与“茶性淡味苦而甘”十分贴近契合。
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同山的名山。民国《崇安县志》记载：“崖下旧有三贤祠……近由俗人改建三教堂祀孔子、老子、释迦”，反映了武夷山三教并存争荣的史实。
武夷山之成道教名山始之汉武帝刘彻遣使到武夷山封祭武夷君。自那时起招来了不少仰幕武夷山的隐士进山修炼，逐步地演化出皇太姥及魏王子骞等十三仙，形成武夷道教的雏形，最终成为全国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的“第十六升真元化之洞”。南宋时全真道南宗五祖白玉蟾，对全真道教创建和发展作了突出的贡献，至今仍风靡的健身气功“玉蟾功”相传为其创建。他曾在武夷山止止庵修道多年，并与当时同在武夷山的理学大师朱熹过从甚密。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朱熹逝世，白玉蟾曾撰诗挽怀，如《题精舍》云：“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前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白玉蟾对道教发展有突出贡献，他的道术吸收了佛教禅宗的同时，也吸收儒学理论。武夷山之所以能成为儒、释，道三教名山与白玉蟾和朱熹在道教和儒学中权威地位及都是儒、释、道三教文化贯通的人物，都对儒道的相互理解和融通有很大的关系。
宋、明二代是武夷山道教最盛时期，宋代新建和修建的道观，有文字记载的27座，明代为26座。规模最大的冲佑观也兴建和重建在宋、明二代。它在宋、明时有殿宇300间，周围还拱卫着18座遭观。武夷山的道观自唐宋以来，历代有赐田，计达1000亩。
武夷山佛教的历史也久远，它几乎与武夷山道教同时出现在唐朝。著名北宋武夷山籍词人柳永，一生中惟一的一首咏唱武夷山诗《题中峰寺》中便有“千万峰中梵室开”的佳句，反映唐宋武夷山佛教的鼎盛，寺庙林立的景象。《崇安县新志》载：武夷山佛教兴于唐代和五代之时，共有寺庙54座，宋代共有寺庙72座，迄到明代有100余座，清代寺庙接近200座。
唐宋以来，武夷山三教兴盛，寺庙道观林立，然而山中几无农田，只有茶山。但山中土气宜茶，僧人道士在释经参禅之余，还耕作茶山。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有：“黄冠既获茶利遂遍种之，一时松栝樵苏都尽，后百年为茶所困，复尽刈之，九曲遂濯濯矣”，说明黄冠道士几乎控制山中茶园。他们不仅喝茶，赏茶，还自己劳作种茶，制作茶叶，其中不少还是制茶高手，如清代康熙时武夷山著名寺僧释超全曾在《武夷茶歌》中详细记录了武夷茶的辉煌历史及武夷山民背负贡茶的沉重负担，记录了黄冠道士种茶的辛苦，也详细记录了武夷茶的制作工艺。僧道们既有道士种茶的辛苦，也详细记录了武夷茶的制作工艺。僧道们既有耕作之苦，也尽情享受品茶时的愉悦。他们用茶解困，以茶待客，赏茶为乐，这里有白玉蟾在武夷山写的《水调歌头•咏茶》词为证：
二月一番雨，咋夜一声雷。
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
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
吸新泉，烹活火，试将来。
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
二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到明末清初之际，武夷茶的生产制作多归寺僧经营。而这些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闽南寺僧经营茶叶生产的现象到19世纪中叶时仍存在。1848年英国人福田纳(F•Fortune)到武夷山后，写道“武夷山寺僧对茶叶种植与加工似乎比对佛教礼仪更重视”。由此可见武山的寺僧对武夷山茶发展起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