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武夷红茶各时期的生产以及对当时社会的营销
一、17世纪武夷红茶的生产及对社会的影响
武夷正山小种红茶自1610年由荷兰人传至欧洲是当作一种东方珍奇的物产传人的。相当一一段时间并不流行，只是供宫庭、贵族、商人等上流社会享用。由于价格昂贵异常，不是一般民众享用得起。17世纪时有记载：“伦敦市中，茶值每磅需银100元。”1657年，英国最早的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售的茶叶，每磅6～10英磅。而当时英国一个普通工人每天仅赚4便士(1英磅为20先令，240便士)，因此有“掷三银块饮茶一盅”之说。《清代通史》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也即一年清政府解除第一次海禁)，东印度公司通知英商云：现时茶已通行，望每年购上好新茶五六箱运来，盖此仅作馈赠之用。”这时红茶已传至英国40多年，每年仅需五六箱，可见此时红茶尚未流行。
红茶传人第兰比英国早30年，因此推广更快些，《茶叶全书》载：“约1640年茶成为海牙社会上之时髦饮料。”但消费数量也不大。据推算在17世纪末时荷、英两国年进口武夷茶的数量约为3万磅(225担)。只需750亩茶地的生产量便可达到。这样的产量和需求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有限的。
18世纪以前欧洲人用什么价格购买武夷茶尚不清楚，但是销价如此之高，购买价肯定不菲。这里可用1_70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武夷茶每磅价格2先令，运到英国销售每磅达16先令”。推算18世纪初武夷茶出口价达每担13英磅6先令，约折银每担40两。这样优厚的价格足以推动红茶生产不中断。因此比社会和经济影响更重要的意义是：武夷正山小种红茶首次打开了中国茶叶的世界市场。《崇安县新志》载：”武夷茶……，衰于明而复兴于清。”“清兴复由衰而盛，且骎骎乎由域中而流行海外，而武夷遂辟一新纪元年矣。”
二、18世纪武夷红茶的生产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18世纪武夷红茶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
武夷红茶的贸易开始急剧上升是17世纪末期。1684年清政府正式取消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确定广东之黄埔，福建之厦门，浙江之宁波，江南之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英国经过两次英荷战争掌握了海上霸权，开始了与荷兰垄断的东方茶叶贸易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导致茶价下跌；加之英国皇室推崇红茶，导致英国社会上下兴起一股饮茶之风；同时通过殖民活动，又把这股饮茶之风向世界更广的范围传播。与此同时茶价大为降低，满足了平民百姓的一般需求。英国茶价1658年每磅60先令(合3英磅)，1666年是2英磅18先令，到了18世纪初便降至17先令半一磅，到18世纪50年代便只有8先令。
伴随着茶价不断下降，茶叶输人量反而急剧上升。日本角山荣先生统计：1721～1750年3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进口武夷、工夫、小种、白毫红茶共21633442磅，平均每年进口72l114磅(5409担)。另一一茶叶运销大国荷兰在17世纪初期仍占据茶叶贸易优势，每年应不少于此数，表明18世纪上半叶武夷红茶平均每年销量已愈万担。
18世纪的后50年，武夷红茶的出口较上50年更是急剧增长，到1792年武夷红茶出口约为18．35万担，是上世纪末年平均出口量的815倍。
18世纪关于武夷红茶外销大盛的记载颇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中国茶叶外销中，平均80％以上都是红茶，其他为绿茶，如熙春、松萝等。红茶中都是武夷红茶，其时各种记载中，供外销的“武夷茶”指的都是武夷红茶。
18世纪是武夷红茶最为辉煌的世纪，是武夷红茶独步天下的时期，当时有谚云：“药不到樟树不灵，茶不到星村不香”，反映当时各地所产的茶叶大都以星村为集散地，输出的武夷红茶垄断海外市场一个多世纪。
(二)武夷红茶外销扩大，促进茶叶生产迅速发展，给社会经济带来深刻影响
随着茶叶出口不断增加，种茶成了当地农民一一种有利可图的生产事业。武夷山区“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星村、下梅成为崇安县茶市中心，附近各地如浦城、江西玉山等地茶均以星村为集散地“鬻茶者骈集，交易于此，多有贩他处所产，学其焙法以膺充者，即武夷山人亦不能辨也”。整个武夷山区“商贾云集，穷岸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
红茶外销的扩大，给当地带来丰厚的利益，成为当时崇安的经济源泉，“全盛时茶叶每年输出值数百万两”。陶德臣先生的研究：武夷茶，1732年每担价13至14两，1738年是14至15两，1751．年为15两5钱，1754年又增至19两。照这样的推算，每年输出值以200万两计，当时从崇安输出的茶叶量已达10万担以上。
商人因茶叶致富者不在少数，乾隆时崇安下梅著名茶商邹茂章(1704—1778)便是代表。崇安县下梅村邹氏族谱载：“在康熙甲戊年后(1694)，由其父邹元老率四子由南丰人闽定居崇安县下梅里始烧炭，垦荒种茶艰辛创业，后经营武夷茶获资百万”。
乾隆十九年(1754)“在梅购地建宅七十多栋，所居成市”。《崇安县新志》载：“邹氏经商得道，去粤东，通洋艘，不与市中较铢两，与海外交易诚信为本，洋人所至辄倍偿其利，由是家家日饶裕，为闽巨室。”县志还记载当时茶市盛况：“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日行300艘转运不绝。”按竹筏每艘载300～350斤计，其日转运量当在千担，以当时下梅一市有如此规模，加上星村茶市，其时崇安茶叶年产量应在10万担以上。
红茶外销的急剧扩大，使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也不断向外扩大，全省各地都出现仿制的武夷红茶。1706年，释超全在“安溪茶歌”中已表明安溪在仿制武夷茶口；道光时的《厦门志》载：“安溪、惠安出北岭茶甚盛。”指当时有不少商人将安溪、惠安两县所产茶运至广州，以武夷茶之名出售。1734年的崇安县令刘靖在其《片刻余闲集》中写道“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
崇安县周边各县更是卷入武夷茶的生产中，如浦城：“浦茶之佳者转运至武夷加焙，味较胜，价亦顿增。”如政和县，乾隆年问，政和县令蒋周南的诗歌写道：“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卖，楚材晋用怅如何?”如连江县，乾隆时有人“以火焙膺为武夷者”。其时武夷红茶之产已遍及建属崇安、建阳、欧宁、建安、政和、松溪、浦城7县。但在道光以前，产茶主力县仅为崇安、建阳、欧宁3县，《东瀛志略》载：“茶圄闽产，然只建阳、崇安数邑。”崇安其时生产茶叶的繁荣自不必说，建阳茶叶之盛不亚于崇安：“茶山绵延百十里，寮厂林立。”然而“凡建属之产尽冒武夷。”
武夷红茶外销大盛给周边地区，乃至给中国都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江西河口镇在明代中期前只有两三户人家，清代武夷山茶大量外销，河口镇地处信江边，是茶叶入鄱阳湖，再南下广州，北上恰克图的必经之地。武夷山茶叶在崇安星村、下梅不但汇集了该地茶户，而且吸引了附近各县的茶叶人市，茶商在这里精制，包装后运至江西铅山河口镇，因此河口镇又成为一个大集散地，造就了河口镇百年的繁荣。茶箱从这里翻山越岭到广州达2800华里，估计运输费占成本的1／3，使成千累万的船夫挑夫得以糊口。而陆运至恰克图，常常是晋商“拥资二三十万至百万元，每春来武夷山，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车，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武夷山至恰克图5000多公里，其运输场面极为壮观，“驼队骆驼常常成百上千，首尾难望，驼铃之声数里可闻。”
(三)英国东印度公司用鸦片交易填补英中茶叶贸易逆差，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18世纪茶叶贸易的发展使白银源源流人中国，在早期的中英贸易中，英国需要越来越多的茶，却无适合中国需要的产品来交换，只得把大量的白银运来中国购买茶叶。早年来华的英国商船，运载的白银常常占90％以上，货物价值不到10％。如1730年东印度公司有5艘商船来华，共载白银582112两，货物只值13711两，白银占97.7％。据有关资料统计：1708——1760年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白银占对华出口总值的87.5％。庄国土先生估算18世纪从欧美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亿两。白银大量流人中国，在中国还一度造成“钱贵银贱”。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扭转白银的流向，虽采取种种办法均无济于事。但最终“解决办法终于在印度找到了”。居然使用了毒品一一鸦片。
从1773年东印度公司对鸦片实行专卖到1785年的12年中，公司从鸦片贸易中共获利534000英磅，从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必须从欧洲运往中国的现银数量就很少，甚至全不需要。相反，印度向广州的输入的迅速增加，很快就使金银倒流。”1806—1809年，约有700万元的银块和银元从中国运往印度，以弥补贸易的差额，这是英国对华出超的开始。鸦片贸易的发展，不但使金银倒流，而且这种毒品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牛非同寻常的影响，带给中国人民无穷的灾难。
三、19世纪以后武夷红茶的生产和对社会的影响
(一)武夷红茶的生产在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
19世纪是红茶迅猛发展的时期，武夷红茶在这时期达到顶峰。1838年自广州I出口的武夷茶达1．5万吨(30万担)，以当时红茶平均出口比例8o％记，红茶占24万担。《武夷山市志》载：清成丰四年(1854)，建茶出口量650万公斤(13万担)，次年即增至1350万公斤(26万担)。这大约是武夷山对武夷红茶有记录的最高出口量。虽然顶峰的1880年从福州出口红茶635072担，然而此时工夫红茶已占有相当部分。
武夷红茶的生产地区从上世纪的十余个县，扩大至廿余县，遍及建宁府、邵武府、延平府、泉州府、福宁府、永春州等6府州。
五口通商后在武夷茶区茶树扩植如火如荼：“崇安星村武夷山俱由建阳至府，近来茶山愈开愈广，深山幽谷，伐木种茶”，森林变成茶地。桐木村境内的挂墩、麻粟、双溪口、黄泥坪、古黄坑、皮坑、半山、龙渡、先峰岭、大竹岚、茶东坑、活龙坑、皂栗山，桐木关外的大坑烟埠、旁皮坑、猪魔坑、余家源、莲花燕、老厂、庙基、西坑源等，原来都是山高岭峻无人居住的地方，处处都有人在此安家立业以开山种茶为生，久而久之，这些山高水冷之处都发展成为人烟聚集的村庄或茶厂了。现在桐木村海拔2000米的茂密森林中还能找到当时茶园的遗迹和废弃的老茶树，而现今茶园已退至海拔1200米以下地区，可见当年桐木茶园扩展的规模之大。当时的记载说：“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农民在“茶与稻相较是茶利厚于稻多矣”的情况下，把稻田“皆改种茶”。当时的茶业生产规模很惊人，每年的茶季从江西到武夷山的采茶、制茶工往往都有万余人。
正山范围内以茶为生的厂户(茶农)约有六七百户，每年生产正山小种红茶的产量约有30多万斤。制茶的茶庄茶行大小约有二三十家。正山小种中心产区的桐木村，在咸丰同治年问也出了一个颇俱规模的“梁品记”茶庄。“品记”茶庄老板梁炳基为当时桐木最大的茶老板，在正山范围计有99个茶厂，估计其产量在一二千担，由于生产的正山小种红茶是完全的正山货，品质优异，每年新茶上市在福州竞价拍卖时，洋买办均以“品记”红茶为标准，其卖价最高，其家族经营红茶获利巨万，但后代花天酒地，至民国时随着红茶地位一落千丈，梁家也没落了，在庙湾现仅留一废墟。
咸丰年间，排崇安朱、潘、万、丘四大家族之首的朱家，也以茶叶起家。《崇安县新志》载：“清顺治初，朱云龙由安徽歙县迁崇安。咸丰中，裔孙芷江以茶叶起家，号百万。”
(二)19世纪末武夷红茶盛极而衰
19世纪对武夷红茶生产影响最大的三大事件，使武夷红茶在国际、国内、省内的影响逐渐下降。
一是19世纪初的道光年间，由于红茶的需求急剧扩大，一些绿茶产区也开始改制红茶，先后出现了江西、湖南、湖北红茶产区，接着19世纪70年代安徽祁红产区出现，各地都创出自己的品牌。武夷红茶从上世纪为中国红茶总称的地位跌落，在中国外销红茶中的比例不断下滑，影响逐渐降低。
二是在本世纪中后期的60年代，由于小种红茶制法繁复，费时费工，各产区逐渐改进，简化加工步骤，创造了工夫红茶，随后闽东红茶区崛起，不仅产量超过闽北，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创新。工夫红茶的出现标志着武夷红茶在省内的影响也在逐渐降低。
三是印度、锡兰红茶的崛起。对武夷红茶，对中国红茶影响最大的还是印锡红茶的崛起。印锡茶出产的初期成本高昂，茶质不佳，很难打开局面，但印锡茶业几乎为英人资本经营，实为英国茶业。而英商掌握着市场，控制着外销大权，由于华茶对外销的依赖，英商一方面肆意压低茶价，另一方面在英国对华茶实行歧视性关税，打击华茶。在国内清政府腐败无能，苛捐杂税，加重茶业负担，各国列强纷纷入侵，夺取各种特权，进一步摧残茶业。内忧外患的国内茶业以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与大规模
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竞争，华茶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仅60年的时间，印度红茶输出便在1900年首次超过华茶，结束了5000多年来华茶的垄断地位。此后锡兰急起直追，1917年锡兰茶压倒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茶业输出国。最多的一年1920年竟是华茶输出量的4.5倍。1918年爪哇位列中国之上，成为世界茶叶输出国三大巨头之一。1918年，印茶是华茶输出的6倍，占世界茶叶总输出的45.89％，而华茶仅占7.57％，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19世纪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便是武夷红茶生产在本世纪后半期快速跌落。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国红茶外销达到鼎盛，但茶价从70年代起便日益跌落。80年代后半期茶价跌幅更大。福建茶外销度大，因此跌价造成的影响也更大，衰落的更早些。光绪中期“福州茶商多至亏本”，1887年福州附近100斤袋茶只售价7～8元，尚不够工钱。1889年最为亏本，有300刀元之谱，许多人完全破产。光绪末年，闽北茶区“多有枯枝，蔓草荒芜，人懈芟除，隙地之处，兼栽蕃薯”，“茶园十荒其八”。
清光绪后，关于正山小种红茶的产量在《武夷山市志》中有若干年份的记载，兹录于下：
清光绪六年(1880)：桐木红茶(包括正山小种15万公斤，价值15万元)
民国3年(1914)：数万公斤
民国5年(1916)：2.5万公斤
民国28年(1989)：4万公斤
民国30年(1941)：0.05万公斤。
民国36年(1947)：-1.25万公斤
民国37年(1948)：0.15万公斤
可见由光绪人民国，武夷红茶产量大幅跌落，其在茶业市场的影响日渐式微。但福建红茶“久为环球各国所同嗜”，即使是在英国竞销失败后，高档红茶如正山小种、祁红仍有市场，《崇安县新志》载：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脑，质之佳过印度、锡兰远甚，凡以武夷山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近世以来，虽因制法不良，不无受印度、锡兰、爪哇、台湾各茶之影响，然因土壤之宜，品质之美，终未能攘而夺之。”
解放以后，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为了保护这一特殊的茶产，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曾在省政协大声疾呼，采取有力措施扶持这一历史名茶的生产。到20世纪90年代的1992年桐木村红茶厂的正山小种红茶全年已生产20.5万公斤(4100担)，且全部出口。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春风劲吹，武夷山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和世界各国的交往愈来愈频繁，历史名茶武夷正山小种红茶名声逐渐又鹊起。现在桐木村的茶园已经渐渐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拥有大约5000亩茶园，正山小种产量已逾4000担。区内元勋茶厂厂长江元勋承继祖上500多年来的茶叶事业，目前已集中桐木村70％的红茶生产。产品获多国有机茶认证，出口美、日、英、德等国；另一家为桐木红茶厂也占据了全村另外30％的红茶生产份额。
正山小种红茶正在努力地恢复她本来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