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武夷茶的历史发展外销与贸易 据考证，武夷岩茶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有文字记载见之于唐朝唐元和年间（806～820），孙樵的写的《送茶与焦刑部书》，以贵为武夷茶，并尊武夷茶为“晚甘侯”，曰：“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
现代著名茶学家陈橼教授则以“晚甘侯”的出现来追寻武夷茶渊源，认为武夷茶大约在南北朝时期或者更早。在宋朝与明朝，武夷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成为朝廷的贡茶，还走出国门，热销东南亚，并成为最早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茶叶。武夷茶是中国最早进入欧洲茶叶市场的茶区，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把武夷茶带入欧洲，公元1610年武夷正山小种红茶已远销至荷兰。公元1640年销往英国，武夷茶早期就是正山小种红茶在国外的称呼。18世纪武夷茶进入美洲。当时的欧美把武夷茶作为中国茶的总称。
公元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为妻，带去嫁妆武夷茶叶，饮红茶之风由凯瑟琳公主传入英宫廷。经过300年的逐步发展形成了优雅的世界红茶文化，并已经深入到英国的朝野上下，随之在全世界传播。饮用红茶的普及，使英国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茶叶的税收提供了英国国库收入的1/10。茶叶丰厚的贸易利益还引起了两次英荷战争和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往来，最初也是从茶叶贸易开始的，许多美国商人因为经销中国茶叶而获巨利成为富豪。随着外销的不断增加，种茶有利可图。
史载武夷山“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幕效，漫山遍野，逾种逾多”，星村、下梅成为茶市中心，星村因九曲溪水运发达还建有雄伟的天后宫，全盛时“商贾云集，穷岸僻经，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公元1751年前后崇安输出茶叶已达10万担以上，值银200万两。
下梅邹元老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获茶利百万，“在下梅购地建宅七十多栋，所居成市”。1838年广州出口的武夷茶30万担1.5万吨，红茶占24万担。最鼎盛的1880年福州港出口茶叶74万担，其中武夷红茶和工夫红茶共出口63万担。其时，茶叶贸易的发展使白银源源流入中国，估算18世纪从欧美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亿两。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中国还一度造成”茶贵银贱”。拜伦在《唐璜》中写到：“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酒却是那么的有害，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
19世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把世界茶分为两类：绿茶和红茶。把武夷茶作为红茶的代表。也就是现在的正山小种红茶。发展至今，武夷茶分为两大类：武夷岩茶和正山小种红茶。 历史上武夷山形成的茶叶海上茶叶之路和陆路茶叶之路。海上茶叶之路：从唐代开始茶叶就不能出关，明代也有铢两不能出关的记载。直到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把茶叶作为礼品带到海外。
17世纪后开始开放海禁，武夷茶由泉州运到澳门，然后通过澳门销往其他地方，在18世纪的时候走向繁盛。
陆路茶叶之路：武夷山早期的茶叶集散地在下梅，19世纪转移到赤石。武夷茶从武夷山（赤石和下梅）出发，向西北过分水关到江西铅山装船，顺信江下鄱阳，穿湖而过，出九江入长江，逆江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起岸，贯河南入山西晋城，经路安抵平遥，再由大同到张家口，走军台三十站转北行十一站到恰克图――俄罗斯――欧洲，这是可以与丝绸之路比美的茶叶之路。
武夷茶传播之路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千百年来，以武夷茶为代表的建茶被世人所推崇（建溪流域俗称闽北，也称大武夷，所以武夷茶也泛指建茶）。追溯中国茶叶的传播史，武夷茶西进巴蜀，东渡台岛，北上俄蒙，南下印度，漂洋过海，水陆相接，或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增进邻邦的友好往来，或以“旗枪”的姿态见证东西征战，影响着世界人文进程。
引种蒙顶，植茶肇始
蒙顶山上茶，扬子江中水。蒙顶茶自古名闻遐迩，但蒙顶茶移植于武夷茶的事迹却鲜为人知。
四千多年前，居住在武夷山的彭祖以茶养生，寿高八百，所以武夷茶深得追求长生不老的帝王和仙道所喜爱，武夷茶也由此被赋予仙气、灵气。南朝的文学家江淹称武夷茶为“珍木灵草”，宋代大诗人范仲淹也认为武夷茶是“仙人从古栽”的“奇茗”。
据古代《天下大蒙山》碑记：
祖师吴姓，法理真。乃西汉严道，即今雅之人也。脱发五顶，开建蒙山。自岭表来，随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乎异常……由是而遍产中华之国，利益蛮夷之区。商贾为之懋迁，闾阎为之衣食。上裕国赋，下裨民生。皆师之功德，万代如见也。
这个碑刻记录的就是甘露祖师吴理真在蒙顶山植茶，开创种茶先河，惠及中华大地的功绩。碑记中的“岭表”即指岭南地区，大体相当于现今的广东、广西、海南、以及福建和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根据宋代孙渐《蒙山智炬寺留题》诗记载，碑记中的“灵茗”就是指建茶。《智炬寺留题》诗曰：
昔有汉道人，剃草初为祖。
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
至今满蒙顶，品倍毛家谱。
诗中的“汉道人”就是吴理真，公元前53年，他“脱发五顶”修行，慕武夷山“地仙之宅”的盛名而前往寻求成仙之道。得知彭祖以茶为养生之后，就带回七株武夷茶，亲手种植在蒙山顶上。清代《名山县志》记载，这七株茶树“二千年不枯不长，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吴理真种植的七株茶树，被后人称作“仙茶”，他也作为世界上种植茶叶的第一人，被后人尊为“茶祖”。武夷茶被成功引种到蒙顶山，开创了茶叶移植的先河。
蒙顶山三十八峰，以玉女峰为最。当地自古流传着玉女与茶祖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结构和武夷山大王、玉女的故事也颇为相似，似乎也说明蒙山与武夷山之间有一定历史的渊源。
《武夷山市志》记载：1988年，四川大巴山崇山峻岭的万源县石窝乡古社坪村，发现了一方保存完整的摩崖石刻《紫云坪植茗灵园记》，记载着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王雅父子从武夷山移植茶苗于该地种植的始末，全文如下：
窃以丰登胜概，垭洼号古社之平（坪）。从始开荒，昔曰“大黄舍宅”。时在元符二载，月应夹钟，当万卉萌芽之盛，阳和煦气已临。前代府君王雅与令男王敏，得建溪绿茗，于此种植，……亦将有感于斯文也。诗曰：筑成小圃疑蒙顶，分得灵根自建溪。昨夜风雷先早发，绿芽和露濯春畦。大观三年十月念三日，王敏记。
这个摩崖石刻既是王雅、王敏移植“建溪绿茗”的记载，也为“茶祖”吴理真移植武夷茶至蒙顶山的事实再添佐证。“筑成小圃疑蒙顶，分得灵根自建溪”之句分明有效仿蒙顶山移植武夷茶的语意。
七下西洋，走出国门
从1405年到1431年，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贸易中，丝绸、瓷器、茶叶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茶叶，被郑和的船队带进了亚、非、欧国人的生活方式。
明太祖朱元璋有感于茶农的不堪重负和团饼贡茶的制作、品饮的繁琐，下了一道诏书，诏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役。上闻有司遣人督迫纳贿，故有是命”。根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太祖时（1368-1398年），建宁贡茶一千六百余斤，到隆庆（1567-1572）初，增到二千三百斤。可见当时隶属建宁府的武夷茶入贡数量之大。郑和每次下西洋，都要带上大量的贡茶作为礼品送给所到诸国的友人，或和瓷器、丝绸一样作为与外国贸易的主要物产。郑和的船队有27000多人船员和水手，其中有不少来自福建沿海。福建人自古以来就有饮茶、品茶的习惯，英语“茶”的单词，写成“Tea”，就是根据中国福建方言“茶”字的读音译过去的。有些下西洋的福建人后来就留在东南亚，成为明朝以后的第一代福建华侨。他们把中国饮茶的习惯和种茶、泡茶的技艺带到东南亚各国去，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海外，至今影响着海外的茶风。
南北茶路，缔造传奇
随着郑和下西洋的传播以及西方航海业的高度发展，西方殖民者很快就闻到中国的茶香。从1607年开始，以掠夺各地资源为主要任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等地茶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1644年，英国人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运销武夷茶。清朝1656—1684年间实行第一次海禁，1689年英国首次从厦门港直接进口武夷红茶。自此以后，逐步形成武夷山经福州到厦门的东南茶叶之路。西方人根据闽南方言的口音把武夷茶翻译为“BOHEA”，许多西方人因武夷茶而产生对中国的向往。和瓷器一样，当时的武夷茶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另一个符号。
1984年，瑞典海域打捞起了东印度公司1745年的“歌德堡号”沉船，60多万件瓷器，370吨茶叶以及大批丝绸浮出海底。这批被打捞起来的茶叶中，有武夷红茶、贡熙茶、松罗茶等。人们惊奇地发现，锡罐封装严密的未受水浸变质的武夷红茶，至今仍然可以冲饮。
短短的几十年间，武夷茶风靡欧洲上流社会，横扫当时欧洲比较发达的荷、英、法、俄诸国，皇宫贵族、社会名流皆以品饮武夷茶为时尚。武夷茶被争宠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北宋时期的“龙团风饼”，并被冠以“中国茶”的雅称。拜伦等许多欧洲大作家的作品中都描写过武夷茶。
西方对武夷茶的狂热追逐，为许多商贩创造了良机。雍正五年（1729年）中俄《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两国商人贸易地点后，武夷茶开始大踏步走出幽深的壑谷，穿越万水千山，走向俄国宫廷、走向欧洲大陆。一批嗅觉灵敏的山西商人，从武夷山茶区采购茶叶，为了运输方便，就地加工成茶砖，从武夷山出发，“越分水关，出九江，经山西……转至库伦（今乌兰巴托），北行达恰克图”（引自《清代的茶叶商路》）。俄商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据《山西外贸志》载，在这条商路上挑夫、货船、车队、马帮、驼铃络绎不绝，绵延万里，蔚为壮观，成为一条可与“丝绸之路”相提并论的国际商道，号称“万里茶路”。晋商不但把武夷“旗枪”作为挣取外币的武器，而且在国内到处开茶庄，通过贩卖、流通武夷茶的窗口，开设镖局、票号，运筹着“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务，开创了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实行第二次海禁，关闭厦门等港口，只准许广州一个口岸对外通商，武夷茶开始改从广州出境，逐步形成武夷山至江西铅山河口，经鄱阳湖、赣州到广州，长达1500余公里的南方茶叶之路。当时闽籍商人潘振承、伍秉鉴等人率先从武夷山贩卖茶叶，在广州分别成立了“同文行”、“怡和行”，长期与东印度公司从事茶叶与纺织品的出口贸易。为了能保证茶叶的品质和供应量，以潘氏、伍氏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纷纷在武夷山租购大量的茶山，建茶厂，有的在武夷山茶叶集散地赤石、星村开茶庄向茶农收茶。在当时的欧洲，武夷茶是中国茶的代称，占据欧洲茶叶市场的半壁江山。只要贴有潘氏“同文行”、“同孚行”字样的茶叶就是品质的象征，就可以卖出高价。专业向英商、美商提供茶叶和丝织品的伍秉鉴当时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正是以武夷茶为主的中国茶叶和纺织品共同孕育出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商帮——广州十三行。
东西“征战”，影响世界
中国的茶叶和纺织品大量销往欧洲，造成了极大的贸易顺差。为了扭转这个局势，西方列强只好以**输入中国来掠回黄金白银。中国茶叶为西方殖民者提神益思，无意中也滋长了他们的殖民世界的野心。他们以**来毒害中国人的身心，把中华民族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茶与**争锋相对的矛盾背后是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等书记载，在1842年《南京条约》的谈判中，英方坚持认为福州开放问题涉及中英间的“武夷红茶贸易”，坚决不放手福州，并声称“贩卖茶叶，以福州为便，务求准予通商”。道光皇帝对福州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视，绝不开放。他8月17日谕称“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复求福州”，22日重申“福州地方万不可予”，如万不得已“另以他处相易之”。最后英方以开放天津为威胁，“不如所请，即行开仗”，道光皇帝不得不妥协。此后，正如《武夷山志》所述：英人“福州既得，茶禁大开，将来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茶叶自武夷山运至福州仅需4—8天，而运至广州则需大约60天的时间，从此西方商人加速了武夷茶的贩运。《中国茶经》记载：“英国当局规定每船必须载满七分之一武夷茶方可回国入口”。此后，许多西方茶商和生物工作者开始从福州溯闽江长驱直入武夷山，有的直接进入武夷茶产区收购茶叶，或以传教、生物科考为幌子考察武夷茶的生长环境，窃取武夷茶的培植与制作技艺。武夷岩茶主产区“三坑两涧”内的慧苑寺曾经挂着“英商洋行”的招牌，是外国茶商收购武夷茶的根据地，至今还保留着外国茶商装“大洋”的木箱。
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武夷茶被一道写进了“日不落帝国”的神话。当时号称“世界货物总调度”的东印度公司把武夷茶送到各殖民地，以垄断而牟取暴利。在北美，被称为“中国茶”的武夷茶成为时尚的饮品。为了扩充军备，英王乔治三世于1765年规定，凡殖民地所用茶叶及其它物品均需课税。英国会通过了《茶叶税法》，以中国武夷茶叶向北美殖民地征收高额茶税。为了逃税，许多地方出现了走私武夷茶的现象。英国殖民当局为维护东印度公司的权益，允许该公司低价倾销茶叶，而对其他商家、买家则高额收税，遭到当地人民的奋力反抗。他们成立“茶党”，反对茶税，拒购茶叶，经常举行集会与示威活动。茶客们宁愿放弃饮茶嗜好，改饮咖啡与其他代用品，或宣布停止饮茶，并提出凡为东印度公司藏茶，装卸茶叶，出售茶及买茶者，当视为公敌。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打扮成印第安人，手持短斧，分三组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船，打开船舱，劈开木箱，把那批有瓷器和漆器精装密封的武夷茶叶倒入海里，把3艘船上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3个小时内全部倒入大西洋。这一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殖民暴政的反抗，成了北美独立战争的***。西方殖民者昧着良心，违背茶德，把茶叶作为海外殖民、牟取暴利的重要工具，最终也因茶叶而被赶出了北美大地。武夷茶见证了这一切。
南下印度，香飘全球
继林则徐后，许多爱国志士强烈抵抗外国人的**和殖民统治。列强见无法完全控制中国的茶叶货源，同时也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便开始专事研究把武夷茶引种到其殖民地印度的可能性。为此，印度总督本廷克（Bentinck）组织成立茶叶委员会，并分别派该组织秘书戈登和园艺学家福琼于1834年、1849年潜入武夷山，购得茶籽偷运往印度。武夷茶在印度大吉岭、阿萨姆等地育种试种，并获得成功。1838年，印度殖民政府又聘请武夷茶师带去武夷红茶的制作工艺，制出了第一批成品茶（8箱）运至伦敦，英国朝野为之轰动。在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期间，武夷茶在印度被大量推广种植，成为印度重要的产业，致使这个本不产茶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茶叶出口国。武夷茶因此香飘全球，造福世界。
东渡台海，缘续两岸
1855年（清咸丰五年），先辈移居台南、祖籍福建龙溪的林凤池来闽考试，中举后，龙溪宗亲带领他到武夷山游览。林凤池对武夷岩茶钦羡不已，于是想携带武夷茶苗回报乡亲林三显的资助学业之恩。时任天心永乐禅寺的老方丈如疾法师也是来自龙溪，感念于乡情与林凤池的感恩之心，便赠送武夷“青心乌龙”茶苗36株，嘱咐说：“此为武夷乌龙茶佳种，希细心培育，如能分栽广植，则子孙享用不尽。”林凤池携苗而归，引种成功，并逐渐被移苗广植，成为今日的冻顶名茶。武夷茶不但是台湾名茶冻顶乌龙的“祖先”，也是海峡两岸血肉一家的有力见证。2007年9月19日在首届武夷山禅茶文化节上，台湾冻顶茶代表前来武夷山与大红袍再续前缘，把冻顶茶回植大红袍祖庭天心永乐禅寺，上千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段一百五十年的旷世茶缘。
另据1918年台湾学者连横编修的《台湾通史》载：台湾产茶近百年，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有台湾青年柯朝，到大陆归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于鱼桀鱼坑，发展甚佳，即以茶籽二斗播之，收成亦丰，遂互为传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