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第一，从户籍归属来看，这些茶商大多为闽南籍，尤其以漳、泉两地各县居多。虽然广州帮、潮汕帮也各自成帮派，但其经营茶庄的数量及实力均不及闽南茶商。在传统中国，国家正式的权力控制往往只能达到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在福建省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中，尤其是在外出谋生的流动群体中，社会网络通常依靠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这五种关系来维持，“五缘”成为熟人社会的基础。五缘之间，又是互为促进的，通常来自于同一地方的同乡也具有某些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信奉共同的神明，并共同从事甚至垄断某一特定行业。
闽南籍的茶商之所以能在众多的茶商中脱颖而出，与武夷山中大部分寺僧同为闽南籍有很大关系。从语言特征的角度来看，语言(或者方言)从来就不仅仅限于单纯的交流问题，它从来都与支配权力、等级划分、区分排斥等联系在一起，并表现为一种话语权。闽南方言本来就极具排外性，与排外性相对的，则是其对使用同一方言群体的内聚力。此外，厦门和福州港因占据港口城市出口之利，也使闽南茶商得以充分利用本土地域上的便利条件，发展成为贩卖武夷岩茶的最重要群体。
第二，上面的案例均有提及这几家名店发展兴盛的时期，从时间上来看，集中分布在民国3年(1914)至民国19年(1930)这一时间段。据不连续的年产量统计，崇安县全县的武夷茶产量在民国3年为26.5万斤，民国13年为10万斤，民国23–27年降至0.65万一2万斤。对这一产量的变化趋势，应将其置于民国时期崇安县的地方政治背景中去理解。民国时期，崇安县的隶属沿革较为复杂，民国12—21年，先是直接隶属于福建省，后分别隶属于福建省第十行政督察区和第三行政督察区。就整个崇安县小范围内来看，这一时期的政局较为稳定，从而形成了崇安县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民国19 年，福建省境内爆发刘卢战争(政府官员刘和鼎与卢兴邦土著军阀之间的战争)，茶叶滞销，年产量降到1 万公斤以下。至民国24 年，红军进入崇安县，国共双方在闽北山区展开了多次战斗。其间，红军成立了崇安县苏维埃政府井在全境绝大部分地区行使权力，国民党军队对其发动了多次军事围剿，崇安县陷于战乱之中，致使外地茶商、茶主无利可赚，离厂而去，茶山荒芜。
第三，从上面的几则案例中不难看出，武夷山的僧、商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虽然按照传统的社会群体分类，僧与商这两个群体在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价值取向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从居住环境来看，僧人一般隐居于名山大川，商人则频繁来往于货源地与销售市场之间；前者除了三衣、六物之外，佛教教律原是禁止寺院僧侣蓄积财产，后者则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的i前者进入空门后本应断绝此前的一切社会关系与人情往来，后者则以广泛的社会交际为显著特点。但在崇安县，僧与商却因为茶叶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一方面，商人通过寺院、道观所产的优质茶叶树立浊自己的品牌，如泉苑茶庄在1921年前后，和武夷山碧石岩，竹橐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的主持僧签订长期包销契约。固 这些由寺庙提供的优质货源使“泉苑”茶庄在东南亚有口皆碑，成功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和特色茶. 另一方面，僧人也加入到茶叶贸易之中，通过与商人的积极合作而谋利。据记载，天心岩的永乐禅寺在1938 年由思觉和尚当家主持时，与港澳商往来密切。因天心岩大红袍质优价高，思觉道人四处收购菜茶，包装后以“天心”牌号出售，僧商联手，从中获利几倍卢 可见，武夷山的佛门僧人并不仅仅局限于参禅论经.清闲俭居的僧侣生活中，而是广泛地参与了世俗的营利性买卖，甚至与商人一起，成为武夷岩茶贸易中的主要策划者和操纵者，与商人团体共同营利。
第四，是商与宫的关系。据厦门“文圃茶庄”的相关资料记载：清末，茶店老板砚农掌权之后，利用茶叶纳税可以扣抵捐官府钱之机，捞到“通奉大夫”这个官衔，外出坐大轿。并且，每年春茶前到武夷山“督制”岩茶，要随带4 个差役。由于他是“通奉大夫”，沿途州府官员都得鸣炮郊迎。回 这一方面反映出清末朝廷的腐败，捐官买爵之风盛行；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从商者并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利益追求，而是在达到一定的经济地位后继续诉求更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当然，对政治地位的投资(捐官) ，最终也将得到经济回馈。从中国传统的四民的划分来看，士农工商之中，士为最高层级，商则为最低层级，一些成功的商人在敛聚了大量财富后，为了摆脱这种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极为不平衡的状态，往往通过捐官的方式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政府机构也可以因此而大捞一笔财富，所以官商均乐意这种形式的捐助。虽然这种行为导致了朝廷内部的急剧腐败，但具体实施“卖官”的地方政府却是获利的。
第五，从材料可见，在崇安县的茶叶贸易中有一张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僧、道、官。商各色人等均不由自主地被包围于这一网络之中，同时也是织成这张“权力之网”的主体之一，从茶商的角度来看，茶商首先要与山中寺僧交好，才能确保优质岩茶的货源：对待茶工亦不能苛刻，善于经营的茶商能以相对更低的价钱雇佣到技术熟练。勤劳的茶工，而预定茶工又要通过包头的关系网络来完成；茶商必须与地方官员保持良好的联系和人情往来，这甚至有助于通过私交预先得知一些有关茶叶贩卖的政策消息i对于地方上的泼皮无赖，亦要小心对待，威吓与“打点”并施，才能保证茶叶产制的顺利进行。上面的案例亦反映出，很多名店的维持并不仅仅依靠一种单一的关系，茶商往往同时具有多方面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而寺僧、官员等也往往与多家茶商交好，从而形成一个层层叠加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