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在本章中，笔者主要阐述了三方面的内容，即武夷岩茶(大红袍)与武夷红茶(正山小种)的地域空间分布，以及茶香的评价体系，以此来探讨在闽北山区的社会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一种“文化图式”。
“图式”这一概念最早由康德在其哲学著作中提出。20世纪3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巴列特(F.C.Barlett)将这一概念引入认知学范畴。他将图式定义为“过去反映或过去经验的一种积极组织”，并用一系列实验证明了图式的存在及其对理解与记忆的重要作用。他的论述构成了以后图式理论的基本原则。现代图式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主要代表人物鲁梅尔哈特(Rume1hart)把图式称为以等级层次形式储存于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能力的建筑砌块”。总之，文化图式指向人们头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是人们通过先前的经验而形成的关于文化的知识谱系，并可以运用这一谱系来理解即时的、未经验过的“文化”。
在闽北山区，人们首先在地域空间上将茶叶产区分为两部分，九曲溪下游为乌龙茶产区，九曲溪源头的桐木村为红茶产区。无论是岩茶还是红茶，在空间分布上都有一种等级之分，即正岩/外山(还可以细分为大岩茶、正岩茶、半岩茶、洲茶、外山茶)、正山/外山之分。“正”代表着正宗、高品质、味道纯正、最高等级等一系列价值判断。这种对山场的“正/外”之分表面上是完全客观的，是由不可改变的原生性自然环境决定的，但事实上这种“内/外”之分却是在武夷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图式，是人们对自然环境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
在人类学研究中，涂尔干最早关注到分类问题。他认为，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在闽北山区，活动于这一社会空间的历代文人士绅与底层社会都在不断地对武夷茶进行分类，“茗、茶、荼”的划分使茶叶有了“神圣”与“世俗”之分，在茶与社会阶层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对应关系；诗词文赋从范围较广的武夷茶的背景中为九曲溪边的正岩茶圈定了一个相对缩小的范围，神话故事与口述传说则赋予了“名枞”高贵的身份，进一步将“正岩茶”义细分为几个等级；“正山小种”则通过与海外红茶市场的联系，建构起另一套“正山/外山”的区分排斥系统。这些分类最初都是非常零碎的个人经验，但作为一种为了市场而生产的商品，必须要求有一套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整体性概念。因此，通过在这些零碎化的个人经验中的挑选，一些词汇与语素最终沉淀为评价武夷茶的“元语言”，“岩韵”则成为评价岩茶的“范畴”；在“范畴”基础上，通过对“元语言”的选择、模仿与重组，最终建构了一套武夷茶的文化图式。这一套文化图式正是当地人赋予空间结构与茶叶等级的意义秩序。因此，从人类学知识来看，任何既定人类群体的“理性的”、“客观的”图式从来都不是唯一可能的，而是人们根据既定的需要所建构的一套事物的秩序。因为，物质条件(如果它总是不可或缺的话)，是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潜在地成为“客观的”、“必要的”——根据它们得以成为有效的“力量”的文化选择。
由于概念起源于社会整体，它们也就超越了个人的经验。这些概念的作用不在于传达这些经验，它们构成了一种元语言，经验正是通过这种元语言才组织起来的。而既然分类系统不是经验的特殊组成部分，而是特殊组成部分的总体观念，这就使得经验成了具体之物，那么它们尤其不是在反映感知，而是把感知安置进一种相对的文化系统之中去。因此，武夷茶的空间结构与茶叶等级分类也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而是从特殊的个人经验中抽取出来的整体图式。这种文化图式一旦形成以后，也就成了当地人评价武夷茶的一种参照坐标轴，人们在表达个体性经验时总是在这一坐标轴中去寻找其应该置于的位置，于是经验也就成为超越感官的可操纵之物。武夷岩茶的例子似可证明，“good for tasting”这套品尝与身体感项目并不仅仅建立在微乎其微的感官差异之上，而是历史、观念、实践、认同、市场利益等多项因素在长时段的地方历史中综合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