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对地理环境作了如下描述：“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复开始的周期性历史。”但他声称：“我不愿意忽视这种几乎置身于时间之外的，与无生命物打交道的历史，也不愿意仅仅满足于为这种历史纂写地理性质的导言。”这种对地理环境的研究在布罗代尔看来，“与其说是研究地理，不如说是研究历史”，研究地理环境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属于“长时段”的历史。
本文主要从空间、时间及当地人的感官世界三个维度出发，对闽北山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及其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勾勒。在描述中，笔者主要采用了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的研究视野，将闽北山区的地理环境及生活空间置于晚清及民国这一具体的时间段，并以“茶”为中心，以活动于这一时空中的“茶人”为连接纽带，将空间性的地理结构融于历史性的社区发展中，力图展现这一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
闽北地区地处闽江上游，这里山岭耸峙，低丘起伏，河谷与山同盆地错综其间，形成以丘陵山地为主的低山区地貌特征。其主要山脉大致为东北一西南走向，地势呈西北、东北高，西南、东南渐低；武夷山脉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是福建的最高峰，有“华东屋脊”之称。境内大多数山岭的展布受到主要构造线的局限，山体脉络清楚，多呈北东、南东、南西和北西方向延伸。在与江西交界的地带，发育着许多沿西北方向延伸与山体斜交的大山隘口，由东向西依次有岭阳关、焦岭关、窠竹关、温林关、观音关、分水关、童子关、桐木关。
民国时期的崇安县(武夷山)即位于闽浙赣交界地区，北接江西省上饶县，西连江西省铅山县，东至本省浦城县，南至建阳县。崇安地形三面环山，武夷山脉主脊绵亘西北边界，其中分水关为闽赣孔道，被称为“八闽锁钥”。由于山势陡峭，群峰林立，既挡住了西北寒流的侵袭，又截留了东南海洋的温暖气流，致使山区常年雨量充沛，气候温湿，属典型的中亚热带海洋性湿润季风气候。多山的地貌加上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极其适宜茶、竹、木、果、药材、菌类等山区土特产品的生长。
据民国时期的调查，武夷山以茶为主，山中除茶而外，较低之山坑尚有水田380亩，每年出产谷物亦为不少。其次茶园间作如甘薯，年可产约50担，花生年产约20担，芋年产约45担，其他如芝麻、黄豆、豆薯以及各类蔬菜产量亦甚可观。此等间作物，多为自身消费，出售较少。林木有松、枫、樱、杉、油桐等，每年出产亦不少，作为荆炭之杂木尤多。此外，遍山皆有竹林，竹有毛竹(生于一曲毛竹洞)、方竹(遍山皆是)、双干竹(生城高岩寺后)、筇竹(生章堂岩)，大都利用为制造制茶器物，极鲜出售。果实则有小李、山荔枝、仙桔三者，均生于大王峰顶，产量无多。药材则有石菖蒲、茯苓等。野兽有野猪、刺猬、黄麂、山羊、虎，有时亦见有野牛出没；禽则有雉、白鹇、鹧鸪；水产有溪鱼、坑蛙。此外尚有属花草之凤兰、百合、岩松等。
从整个福建省的地形特征来看，大致可分为闽南的海区和闽北的山区两大部分，“摘山”与“煮海”自古以来就是福建省的两大经济来源。在宋代时，包括武夷茶在内的建茶即闻名天下，被称为“摘山胜煮海，财货所源流。建焙甲天下，赋人十倍收”。武夷山的地质属于白奎纪武夷层，下部为石英斑岩，中部为红砂岩、页岩、凝灰岩及火山砾岩，五者相间成层。而茶园土壤之成土母岩，绝大部分为火山砾岩、红砂岩及页岩组成。适宜的土壤，造就出优质的岩茶。明代徐渤在《茶考》中描述了当时武夷山内茶叶种植及经营的繁盛景象：
然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
武夷山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唐宋以降，主要以垦山造田为主，因此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说。然而，由于山区的地形限制，垦田可开发的空间毕竟有限，而茶叶则可充分利用田边屋旁等一切空地。这样一来，那些“不适于种稻，种蔗，即使不种茶，也会荒废”的高山丘陵就被大批开垦出来种茶，“开茶山”成为“垦田”之余的又一种选择。闽北“山多险阻，田宜稻，山宜茶，民惮远出”，“寺观庵院及附近居民向无园可耕，种茶以供岁火衣粮”，而在文人的游记中，亦有多处提到“山中人以种茶代耕”。每年春茶时期，山里人昼夜兼作，不得休息。“金鸡洞唱五更寒，家家灯火连深夜；卧龙潭静三更月，户户人声彻僻窝。”
一般说来，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山区的经济水平都较平原地区更为落后，人们生活维持也更为艰辛。这一是因为山区交通较为闭塞，造成资源、商品和信息的不流通；二是冈为山区不利于种植稻作类作物，山民往往转而种植甘薯、苞谷、豆类等杂粮及药材、竹木、蓝靛、苎麻、茶等经济型作物，比如武夷山就盛产茶、竹、木、果、药材、菌类等土特产品，但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采获和加工往往比稻作更为费时、费力，因此人们的生活也更为艰辛。武夷山的地势错综复杂，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当地茶园除了采用一般茶园的梯段作、斜坡作与平地作三种形式外，还采用了本地特有的“石座作”及“寄植作”，如下：“石座作”：此等形式不足称茶园，实际系茶树之行盆栽法。通常利用岩凹或石隙之处，依其地形砌筑石座，运土以植茶株。每座植三五株最多。此类茶园费工最大。山主每多寻幽采胜，选择岩壑断崖处所，或于临涧怪石之顶，或于悬崖半壁之上，利用仅有之凹缝地位，砌筑石座其间，凿阶运土于其上。或于一茶园之中选择生长良好之茶丛，加设石座，增填土中蓄之，以显其贵。每一石座仅可植茶二三株，座高通常在一公尺以上。石块形式并无一定，此等石座茶园，在山中每遇一石一水之奇，均可发现。
“寄植作”：寄植地点以石裂岩缝之处，其间多积有若干
土壤，且较润湿，或于道路两旁，或石阶沿侧，或悬石以下，或阶段茶园石岸之上。植入茶苗一二株，或播以茶籽一五粒，听其自然发育生长，大多未受雨露阳光或因土层浅薄，发育未见良好。茶农亦视之为额外之收获，未予重视，但坑谷各处，散生种株甚多。
上面的材料为林馥泉20世纪40年代在武夷山调查时所记载。在这些文字当中，林也较为隐晦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茶农为抬高茶树的身价而故意使栽培之法显得艰、险、奇。尤其是石座法，“植于此石座之茶株，往往系属名枞，被视为山中最珍贵之茶树……总之，千方百计，务使所培育之茶株奇巧独特，求以新奇获誉。故一株茶树所费千百金也在所不计。武夷山中之名茶，大都如此培育而成。兰谷之水金龟，天心岩之奇丹，慧苑之白鸡冠，佛国之金锁匙等之设座培育，可为此等茶园之代表”。
这种栽培方式工程巨大，所耗费的时间、工钱也非其他栽培方式所能相比。据民国24年(1935年)调查，筑成一立方丈之石梯壁需费银元10元左右。且武夷山山地起伏跌宕，茶园零散分布，管理起来十分不便。在清中期茶市鼎盛时，茶商往往在头一年就不惜重金预订这样的名枞。但到了清末民初茶市衰落时期，这种耗时耗力的“石座作”也就日趋荒芜。笔者在武夷山调查期间，仍随处可见这样的“石座”。建在悬崖峭壁等险要之地的“石座”现在基本上已经荒废，但一些所处地势较为平缓、较易采摘和管理的“石座”和“石梯田”仍在为茶
农利用。当地人在向笔者介绍“石梯田”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带着一种自豪的语气，感叹古人对茶树的爱惜和精心培育。而他们在最后往往都要加上这样一句评论：“现在的人根本就做不到。现在都是用机械，大片大片地开茶山，哪里还会花那么多心思去管理一棵茶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