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晋商常氏在下梅茶市采购茶叶，也给下梅经营茶叶的商贾带来了商机。这期间，与晋商合作最主要的是下梅邹氏。据《茶溪邹氏家谱》记载：“闽固产茶之区，而武夷七十二岩茗种尤甲天下，公(邹世偶)与伯兄(邹茂章)共治之，走粤东，通洋艘，闽茶赖以大行，公口幅无华品核，精详无贰值，无期隐，且卜与市井较铢两，以故洋人多服之，洋人售公住制如口异珍，所至辄倍价其利，由是家日饶裕为闽巨室。”随着茶叶生意向境外扩散，茶路不断延长，武夷山下梅邹氏借福州、广州口岸开放之机，租用洋船，将武夷茶贩运到东南亚各地，有的还销往欧洲，其南下贩茶的路程也有1000多公里。
如果我们将一些商品视为是有“社会历史”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经历”的，那么以不同视角反观它们经历中的知识传播就很有好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连接外部需求与内部生产者的是商人及其经营机构，他们为这个很少联系的世界构建了桥梁。这样一个以商人为中介，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典型例子，在商品发展的历史中贯穿始终。从武夷山出产的茶叶，经船运、车队、马帮、驼队几次变换交通工具，先经水路，随后又翻越深山、穿越草原，最终抵达中俄边境恰克图。这在缺乏机械化的交通工具，全靠人力和畜力承载物流的前工业社会有着难以想象的艰苦，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运作能力根本就无法办到。而在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绵延数万公里的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晋商所主导。《山西外留志》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
从距离上看，晋商并不是离产茶地福建最近的商人群体。相反，山西与福建两省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由福建山区运出的茶叶经水路至河南赊店后，还要换驮队穿越茫茫的草原和戈壁，这条商道上的艰难复杂可想而知，而比自然阻隔更难应付的还有沿途的要集团。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也极有可能在途中丧命。何以在19世纪末以前的这条国际通道上走动的既不是福建本地的闽商，也不是对茶叶奉若上帝的俄罗斯商人，而是一群和茶叶的生产几乎没什么关系的晋商？对于这一条横贯欧亚的万里茶路的研究，历史学家从当时的中俄关系、中西贸易结构、白银资本的流动已经作了太多的解释，但若我们从人类学对物质研究的眼光来看，或许可以从茶叶与晋商之间，物质性与职业性情之间找到某种联系。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塞比欧即已探讨过这个问题。他的著作《传说与职业奇观》列举了在传统上与各种手工艺活动相关联的个人的特征。塞比欧的研究方法表明，人们通过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群的分类，将不同的物质性与不同的职业特征相联系，在物的分类与人的分类中找出了一种一一对应关系。尽管这种分类是粗浅的、模糊的、潜意识的，以现代自然科学的客观标准来看，带有浓厚的神话和迷信色彩。但从认知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分类态度则可能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结群、等级或社会制度的根源。
那么，奔走在万里茶路上的中国晋商与其经营的武夷茶叶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对应联系？茶叶的物质属性与晋商的性格特征、茶叶的品味特点与晋商的经营之道之间究竟有无相合之处？在茶叶之路上流动着的物质文明与贩卖这些物质的人群之间有无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清楚地说明究竟是福建的茶叶造就了晋商在国际商道上的成功，还是晋商造就了中国茶叶在俄罗斯帝国的辉煌。事实上，人与物的二元对立是在商品社会出现后才产生的。在人类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里，物与人都是合二为一的。按照毛利人的说法，物带有主人的“惑”，“惑”总是要想尽办法回到主人身边，它与主人根本就无法分开，这便是人类学家常常谈论的“礼物之灵”。在商品社会里，物的灵力虽然渐渐地消失了，但却以一种“活生生的物质性”(animated materiality)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对塞比欧的分析方法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以印证其合理性，而是想以一种不同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科学”的待这眼光来看待这条茶叶之路，暂时放弃对其背后真实性的追求，而是以一种更富人性化的手法来重构武夷茶叶与晋商之间的关系。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对他们的真实写照。清代初期，晋商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关于晋商在国际商贸上的成功，学术界的讨论呵谓汗牛充栋。而从民间草根性的角度来看，晋商的性格特点可简单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不畏艰险，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二是头脑聪明，善于经营；三是重诚信，一诺千金。对于晋商的善于经营，茶叶之路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一条舌头的商人吃穿刚够，
两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有数，
三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无数。
——《茶路民谣》
这里的三条舌头指的是会讲三种语言。一条舌头是指只会讲汉语的商人，两条舌头是指既会讲汉语又会说蒙语的商人，而三条舌头则是指不但会说汉语、蒙古语还会讲俄语的商人。从福建武夷山延伸出来的万里茶叶之路，绵延数万公里，跨越汉人、蒙古人、俄罗斯人三大族群。这三大族群彼此语言不通，因此要做成茶叶生意，不仅仅要具备吃苦的精神，而且还必须对汉人以外的两大族群——蒙古人和俄国人有所了解。“三条舌头”是一一个代称，它指的是茶叶之路上那此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从福建的山区一直贩卖茶叶到恰克图，直接与俄罗斯人做生意的大商人，而这样的大商人几乎被晋商所垄断。“三条舌头”代表的不仅仅是三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还包括对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了解，对草原上的习俗和俄罗斯国情的了解，以及各方面调控运作的能力。
18世纪中叶以后茶叶逐步取代之前的布匹成为输俄的第一大宗商品。1820年，西伯利亚总督波兰斯基下令给俄国商人，在恰克图互市中扩大茶叶购买量。他对俄商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时代已经结束了，棉花也差不多结束，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中国茶广为西伯利亚人喜爱，乃至被视为通货。“砖茶在外贝加尔湖边区一带的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极端必要，以致可以当银用。在西伯利亚的布里雅人等土著民中，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不要银，因为他们确信，在任何地点都能以砖茶代替银用。”茶叶与白银朝着相反的方向流动，白银作为俄国支付茶叶的主要手段源源流人中国，造成了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所谓的“白银资本”。弗兰克认为，贵金属流动的意义在于某些地方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商品，但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所以不得不用货币来结算贸易逆差。以弗兰克的观点看来，俄国的白银与中国的茶叶在这条国际商道上的反向流动正说明了它们当时各自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俄国必须依赖中国的茶叶，而俄国的皮毛和其他轻手工业品对中国却并不是必需品。因此，至少在19世纪以前的中俄贸易中，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
此外，如果我们对这条茶叶之路上遗留的地名进行知识考古，就可发现这条物质流动之路与文化传播空间的重合。例如，恰克图是晋商与俄商进行茶叶交易的城镇，俄语称茶叶为“恰依”(chai)，“恰克图”中的“恰”就是指茶叶，“克图”则是蒙古语“地方”。所以，从地名学与音译的角度考虑，“恰克图”就是茶叶交易的地方。晋商水陆转运的枢纽“社旗”原名“赊旗店”，赊就是赊欠之意。由于商贸活动有时会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因而在这里做买卖的商人允许赊账，于是，地名也就演变为“赊旗店”了。
从茶叶的自然属性来看，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这样记载到：“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Cia)的那种著名饮料”，并认为“它的味道不好，略带苦涩”。这司能是每个初次饮茶的人的共同感受。也就是说，茶给人的味觉刺激一开始并不是甘甜的、讨人喜欢的。然而，只要经过几次饮用，习惯了以后，会饮茶的人就会渐渐地从苦涩中品味出香醇，而越发地喜爱这种苦中带甘的清香。晋商在一百多年前曾被喻为“海内最富”，但这并不是因为山西物产丰饶，相反恰恰是因为黄土高原的土地贫瘠，不足以维持生计，因此必须通过“走西口”走出来与其他省份贸易而维持生计，艰难的自然生态环境铸就了山西人勤俭吃苦、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就这点来看，茶叶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性与晋商依靠艰难打拼而获得成功的经营历程有着同样的意蕴所指，因此正是文化距离上的接近，而非空间距离的便利将二者捆绑在了一起。在此意义上，物的生命传记与人的生命传记是相契合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物质性的富有影响的观点是：人类作用于物质资源而产生了商品，这种商品转而变成非私人化的，并且是与人的个人意识相对立的。相反，新物质性则是把人看成是深嵌于其周围的客体之中的，这种客体包括他们的环境、物质资源、风景、身体(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身体)。由此客体便有了生命，正如阿帕多莱(Arjun Appa—durai)所谓的“物的社会生命”。并且，人类的宇宙观也不只是面对精神的世界，而且要面对生活的物质状况。以上的材料所展示的，既是茶叶之路上的物的生命传记，也是晋商的文化传记。茶叶与晋商之间实际上乃是客体与本体、物质性与人的特性之间的一种互相形塑的过程。在前现代交通不发达的背景下，诸如茶叶、丝绸、香料这样的奢侈品的全球性贸易，都是获利高达几十倍的暴利行业，但辗转的长距离运输所遭遇的巨大风险也非一般商人所能承担。因此，正是茶叶与晋商的互相作用，使来自福建山区的茶叶由一种地域性的土特产一跃而成为跨越国家疆界的特殊商品，而晋商也通过贩卖茶叶由普通商人而创造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贸集团。我们可以说是武夷茶成就了晋商，反之也可以说是晋商成就了武夷茶，茶叶之路上的物与人之间乃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
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茶叶在俄国被视为一种能够医治身体疾病的神奇药物，是由沙皇一人专享的“贡品”，这是茶叶在俄罗斯流动的“神话”阶段；
(2)茶叶作为一种与身体美学相关的奢侈品在上流社会中传播，但普通人仍然难得一见，这是其“传说”阶段；
(3)茶叶作为一种平衡饮食结构的大众饮品在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广为传播，这时的茶叶传播已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