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天心村的村民原本散居在景区内的水帘洞、莲花峰、天心庙、慧苑寺、马头岩等山野边,祖祖柴辈以产茶谋生。1998年,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时,村民们不得不依依惜别了祖辈赖以生存的茶山,搬迁到了现在的景区赤石北入口。如今,天心村的正岩茶山依然占了整个武夷山景区正岩的80%,村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茶厂,依然经营着祖整传下来的茶业。漂洋过海而来的茶商、各地慕名而来的茶客、每年一次的民间斗茶赛,使得这个小小的村子常年茶香萦绕、四方宾客不断。
天心村与武夷山景区只隔着一条浅浅的素洋溪,一排排的民居兼茶厂沿溪而建芳草萋萋的水边不时有白鹭飞过。村里的房屋大多为独幢的4层小洋楼,一楼为初制茶的加工间,二楼为茶叶评审室、包装储存间,三楼为主人起居室,四楼为饭堂厨房兼杂物堆放间。沿溪的房屋,通常都设有一间落地式玻璃的茶室,充分利用了天心村“汲来江水烹新苦,买尽青山作画屏”的天然地理优势。
瑞泉岩茶厂静静地坐落在关心村一隅,乍一看似乎在村里众多的茶厂里并不特刘显眼,然而门口那一合“九一八”式揉茶机却已经透出了这家茶厂的不俗之处这是中国最早的木质手推揉茶机,上世纪40年代在茶界泰斗张天福担任福建示范茶厂厂长时发明。这台揉茶机暗示着这家茶厂必然与“传统”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最初也正是这台揉茶机诱使我走进瑞泉,从而也认识了这一家由茶工、茶农到茶商的“岩茶世家”。
走进“瑞泉”的大厅,左手的一整面墙挂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技艺传承人,大厅的一角堆放着一箱箱的茶叶,与其它茶厂通用的公版“武夷岩茶”纸箱不同的是, “瑞泉”的茶箱是仿制的17,18世纪茶叶漂洋过海到欧洲时的木板箱,胶合板茶箱内衬牛皮纸和铝箔,外面有毛笔书写的繁体“瑞泉”二字,显出一种历史的积淀。绕过前厅,后面几间房是烘间与炭间,现在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天心村的茶厂大多采用机械设备制作岩茶,而瑞泉仍然坚持传统的手工茶制作,以保证茶叶的质量,做茶季节焙间里10个烘坑从早到晚一直热乎着。
走上二楼,雅致的茶室中间摆放着一张仿古的茶桌,与之配套也是六把明清风格的仿古坐椅,正前方的长几上供奉白玉的佛像、造型各异的紫砂壶、兔毫盏等古色古香的茶具。瑞泉的老板非常热情好客,在天心村的2个月,我常常到瑞泉和黄老爹聊天,一边品着大红袍,一边听老爹讲述黄氏家族的历史。黄家祖上本是闽南人,据《江夏黄氏族谱》记载,明末清初,由于朝廷实行海禁政策,黄氏的先祖-“彦捷公”从沿海迁到了武夷山地区,距今已有12代制作岩茶的历史。老爹的父亲瑞喜公也是当时武夷山出了名的做茶能手。瑞喜公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 ,从小随父做茶,青焙都精通,在当时武夷山的很多大厂都受聘做过青焙师,然而不管技艺如何出众,总归是帮人打工的“茶1” ,生活也极为艰辛;到了老爹这一辈,身份基本上已经由外来的“茶工”转变为本地的“茶农” ,不再帮人打工,种茶做茶都是靠自己一家人,但这一时期的武夷茶总体来说都不太景气;而如今“瑞泉”传到老爹的儿子这輩,正是武夷茶前景辉煌的时期。大儿子黄圣辉广交朋友, 1998年时带着一批岩茶到马来西亚,将瑞泉的茶叶推向了东南亚的佛门禅院;二儿子黄胜亮也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技艺传承人,可谓是家传有续。而黄氏也由茶工、茶农顺利地转换为茶商,并在每年茶季都雇用大批江西来的茶工采茶、做茶。
从瑞泉的历史管中窥豹,我们似乎可发现一些武夷山的茶叶贸易繁盛与“他者”的关系。实际上,贯穿武夷茶的载种、制造与运销始终有一奇特的现象,即不管是季节性的茶工、岩主还是在本地设茶行的茶商都是外来人( other) ,而武夷茶之所以享誉世界,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卖给了金发碧眼的陌生人(stranger)–俄罗斯人和欧洲人。可以说,没有“他者”的推动,就没有武夷茶的繁荣。
武夷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断由移民推动发展的社区,山西的晋商、下府帮的商人、广州+三行的行商、江西的茶工等都与武夷山茶叶的兴盛关系甚密。而所谓“他者”的概念则是一个被历史不断建构(constructing)和不断重构(reconstructing)的过程,往昔的“他者”在迁入本地后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文化适应,最终可能转变为本地人。这种在地化( Localization )的力量有可能重塑当地的文化结构,使之再地方化( Re-Localization )。黄氏祖上乃是闽南人以一种“他者”的身份迁到武夷山,经过几代人在此地的适应性生存,很显然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岩茶村的主人,夹在“茶1”与“茶商”之间的“茶农” ,正是这样一种身份的过渡转型,而仍从江西源源而来的茶工无疑成为了新的“他者”。天心村的村民祖上基本上都是闽南人、江西人、浙江人等,但今天他们都通用一种武夷山话,这正是一种在地化的适应性表现,他们的历史也不应仅简单地看作家族历史,这些人群的流动与分层无疑都与国家的政策、时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对“物流”背后的“人流”研究,也能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好地理解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