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界泰斗张天福的正山小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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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茶界泰斗”之称的张天福,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叶卷》所列现代十大茶叶专家目前唯一健在的。另几位相继过世的是吴觉农、王泽农、陈掾、庄晚芳、胡浩川、方翰周、冯绍裘、李联标、蒋芸生等。张天福1910年9月21日出生于福州名医世家,是福建茶业科研与教育的创始人。他一生从茶、嗜茶,惟茶是求,以身许茶,与茶有不解之缘,为福建省的茶业发展和巾国的茶事活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正山小种是发源于现武夷山市星村镇的桐木。桐木位居星村镇两北部,地处我国东南大陆最高峰——海拔2185米黄岗山的西南方深处。因生产桐油而名。宋代为崇安县仁义乡周村里桐木关,古代为中原人闽咽喉要道。

20世纪30年代的桐木,南于受战争的影响,穷乡僻壤,道路崎岖,土匪出没,人烟稀少,与世隔绝,茶园荒芜,正山小种几乎绝迹。

为发掘和恢复中国特有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改善茶农的生活水平。1940年张天福先生和随从,身带大笔生产贷款资金,冒着生命危险,从星村出发,翻山越岭,途经曹墩、黄竹坳、皮坑口、高桥等地,借宿荒野人家,在桐木建立“正山小种红茶示范基地”,由正山小种第二十二代传人江润梅先生负责收茶、制茶和基地的管理工作。

为提高保证正山小种红茶的产品质量,张天福感到零星分散于山村小户的茶叶是没有发展前途和市场优势的。要发展高质量的顶级红茶,只有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技术指导、科学管理、使产品质量保持稳定,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于是,他又在桐木的庙湾、龙渡、三港成立了三个茶叶生产合作社。三个合作社共有社员代表及社员40余人。分别由江润梅、张金发。傅贵发任理事主席,张如清、温其玉、邓文亮为监事主席,徐义兴,傅根旺。雷隐渔为经理,并由示范茶厂给予直接贷款。这一年星村制茶所共收进桐木三个合作社正山小种干毛茶54166斤,发放贷款40478元,应得价款41135.73元;按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甲级的占13.6%、乙级占59.4%、丁级占8.4%、丙级占18.6%,收购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大家非常满意。它使已濒临衰亡的正山小种得以生机和延续,为后来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市场的影响,正山小种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张天福作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在委员提案中提出“应保留生产闽红三大工夫(政和工夫、坦洋工夫、白琳工夫)和正山小种红茶”。他在提案中说:“正山小种是我省唯一独特的外销产品。不能以眼前经济效益来衡量,应慎考虑,清醒认识‘倒牌容易创牌难’,从全局长远和生产发展的观点出发,保持我省茶叶种类多,出口货源丰富多彩的优势。”在张天福的建议下,政府部门给予重视,使正山小种这一传统红茶得以继续保留并发挥效益。

下面是张天福先生于1984年3月12日给福建省政协关于《建议保留生产闽红三大工夫和正山小种红茶》的提案:

建议保留生产闽红三大工夫和正山小种红茶

提案人:张天福

附议人:李润梅林承周

理由:

五六十代福建省主要生产红茶(即闽红三大工夫和正山小种)。自1970年起,为适应市场需要,实行红改绿后,历年仍保留生产部分工夫红茶1.2万担,正山小种0.3万担。其目的:一是不使历史传统名茶绝迹于国际市场,二为今后扩大销售,积极创汇,提供有利基础。在省茶叶学会第三届代表会上,建阳和宁德地区的代表反映:1984年外贸部门对三大工夫和正山小种,因出口成本换汇率低,采取一刀切,全部砍掉停止生产。我们认为这样处理不妥,不论从生产观点和长远眼光来看,这两种红茶,生产历史悠久,在国际市场早负盛名,其中闽红三大工夫早在国内就与“祁红”、“滇红”并列驰名于世界。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工夫红茶必须保持出口,占领市场,何况“祁红”、“滇红”等产量都比我们多,现仍始终保持历年出口,唯独福建仅留极少量的工夫红茶,不留余地全部砍光,把三大工夫绝种于我们这一代,我们总感到“倒牌容易创牌难”。至于正山小种更是福建省唯一独特的外销产品,市场容纳量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据传英国皇后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泡一杯正山小种,这使其成为贵重的珍品。且正山小种在国内外是我们福建独家经营的商品,因此我们对上述两个品种的砍留问题,不能单凭眼前经济效益去衡量得失,应慎重考虑从全局长远和生产观点出发,采取定点定量发展生产,努力提高品质,积极开拓市场,增加出口品种花色,合理调剂外贸出口盈亏汇率或向省财政部门申请拨补扶植生产款(特别正山小种是产于崇安桐木关老区根据地),以求保持福建省茶叶种类多、出口货源丰富多彩的优势。

 

办法:

建议省外贸部门从全局长远和生产观点出发,会同省茶叶公司商讨,采取定点定量保留生产,努力提高品质,积极开拓者市场,合理调剂出口盈亏换汇率或向省财政部门申请拨补扶植生产款加以解决。(1984年3月12日)

乡情,会浓浓地浸润在每个人的血脉里。一个人生中,经常让你牵挂,最让你放不下的,就是那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桐木是张天福先生70余年前工作过的地方。不论他走到哪里,心里最让他割舍不下的,还是正山小种以及为正山小种恢复发展一同并肩一工作的茶人茶友。2002年6月20日,93岁的张天福在中共武夷山市委副书记黄雄、武夷山市茶场场长祖耕荣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阔别60年的桐木村,重登桐木关。看望当年庙湾茶业合作社理事主席江润梅的老伴,问寒问暖,并赠以厚礼。

当看到江润梅孙子、正山小种第二十四代传人汀元勋继承祖业,事业有成,十分高兴。在交谈中,张天福对江元勋说:“正山小种完全有条件再度成为世界顶级红茶。”“看得准,还必须抓得紧,看准了抓紧了就得干。看得准、抓不紧,不如不干,干好一个,再干一个。干事业切记一心二用,事无巨细,从细微人手。”并欣然提笔书写了“正山小种发源地”、“茶业世家”两幅墨宝赠与江元勋。这无疑是对江元勋和桐木茶农的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

张天福此次桐木之行,为立志继承祖业,做大做强正山小种红茶事业的江元勋,指明了方向,使江元勋看到了新的希望,新的更大的发展前景。2004年6月l5日,为庆祝福建省茶叶学会张天福茶学研究会成立,江元勋由心而发,撰写了题为《六十年半世纪情感故人心为茶农为茶业心系桐木关——记茶界泰斗张天福爷爷60年后重返桐木关》的文章,在大会上交流。现予转录:

 

六十年半世纪情感故人心为茶农为茶业心系桐木关——记茶界泰斗张天福爷爷60年后重返桐木关

江元勋

2002年6月20日,对桐木人来说是个难忘的好日子。在武夷山市委副书记黄雄、市茶场场长祖耕荣、武夷星老总何一心先生的陪同下桐木关迎来了一位世纪老人、当代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桐木的山欢了,水笑了,桐木关的茶农以及我家四代人都沉浸在无比的快乐和激动中。因为人们知道,我们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已太久、太久了。60年了,张爷爷再度光临桐木关,是我家继承先人与其交往,使得这种情谊能承上启下得以延续。张爷爷的到来坚定了我继承先辈从事茶业事业的信心,这将给正山小种红茶带来新的希望,新的发展。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60年一晃而去。当年风华正茂的张厂长,现在已是九十有三高龄的茶界泰斗。张爷爷从车中下来,健步来到寒舍,他老人家容光焕发谈笑风生。关心地问我们的生产、生活和今后的发展,并总结性地将他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我们好好干。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张爷爷拉着我奶奶的手,问寒问暖了解我祖父去世后这几十年期间我家的情况,并赠予她老人家厚礼。此情此景让人感动,难以言表,真可谓山高水长、情深义重。这足以体现了张爷爷怀旧,不忘旧交的可贵情怀来到厂区后,张爷爷高兴地与我们讲起了60年前(1941)来桐木关的过程及桐木关当时正山小种红茶的发展情况,并欣然留下“正山小种发源地”与“茶业世家”两幅墨宝,为正山小种和我家、我厂“正名”,并将他总结的茶学精髓“俭、清、和、静”题匾赠予我,以勉励我今后努力工作,并教诲我为人和创业的道理……

抚今追昔,张爷爷60年前第一次来时,桐木关是处于大山深处的穷乡僻壤,与外界几乎隔绝,这里没有农田,没有交通,唯一与外界相通的是崎岖弯曲而叉陡峭的羊肠小道,居住在这里的人,开门见山,生产生活靠的是肩挑背驮。

桐木早在明末清初就创制生产了正山小种红茶,并曾一度闻名繁荣于欧洲茶叶市场。大革命时期受战争影响,桐木关人烟凋敝,一片凄凉,土匪出没,打家劫舍,茶园荒芜,正山小种红茶生产几乎绝迹,茶农的生活苦不堪言。可幸的是,就在这危难之时,正当华年的张爷爷为振兴中国茶业,改善茶区人民生产生活,在崇安创建了福建示范茶厂并担任厂长。为发掘和恢复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他不顾道路艰险,从崇安赤石徒步翻山越岭,北上桐木关,往返途中借宿于荒野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大笔生产资金来到桐木,为的是建立桐木关“正山小种红茶示范基地”,并将其管理工作交付于我祖父江润梅办理。我祖父在张爷爷的关心和帮助下开展茶叶工作,使桐木部分茶园又恢复生产制作。桐木关的茶农在青黄不接之际又有了生活来源。这些使得正山小种红茶得以延续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正山小种红茶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都得益于我祖父结识了张爷爷这位良师益友。

古老的正山小种红茶几百年来一直是桐木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它也是众多红茶的奇葩。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下,正山小种红茶原始的手工制作已无法适应生产需要,20世纪50年代,桐木关改用了张爷爷发明的木制揉捻机械,大大提高了正山小种的制作水平和品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此正山小种红茶在原“桐木示范基地”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出口创汇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此期间的几十年里,张爷爷虽未来桐木,但他还一心牵挂着桐木茶农的生产生活。就如何更好发挥正山小种红茶的经济效益,解决好桐木茶农的生产销售出路,使茶农能够逐步走向富裕等问题,他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如在计划经济的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市场的影响,正山小种红茶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时,他在省政协的提案中提出建议:“保留生产闽红三大功夫和正山小种红茶”。他说:“正山小种是我省唯一独特的外销产品,市场容纳量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据传英国皇后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泡一杯正山小种红茶,其成为贵重的珍品。正山小种在国内外茶的砍留问题,不能单凭眼前经济效益去衡量得失,应慎重考虑从全局和长远观点出发,采取定点定量发展生产,努力提高品质_积极开拓市场,增加出口品种花色等办法_并合理调剂外贸出口盈亏汇率或省财政部门申请拔补扶植生产款项(特别提示:正山小种是产于崇安桐木关老区根据地)以求保持我省茶叶种类多、出口货源丰富多彩的优势。”在张爷爷的义、支持和帮助下,政府部门给予重视,使得正山小种这一传统红茶得以继续保留并发挥效益。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我作为“茶业世家”正山小种茶事的传人,茶界泰斗张爷爷的谆谆教导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中,正如他老人家教导我时所说:“看得准,还必须抓得紧,看准了抓紧了,就得干。看得准,抓不紧,不如不干。干好一个再干一个,干事业切忌一心二用,事无巨细,从细微处入手。”他还教导我:“为人处事应正直坦荡,胸怀有志,做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这两年来我虽逐步取得一些小成绩,但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与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有关。他的言传身教,给人以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鞭策着我去努力、求上进;这种精神力量也来自张爷爷“俭、清和、静”四字箴言的启示。我想这种精神不仅是张天福精神,也是中华茶人的精神,是民族的精神。他不为名利,胸怀大众,勤俭朴素,清正廉明,待人和蔼,不畏权贵与困难,为中国的茶叶事业辛勤工作,无私奉献。他广博精深的茶学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代叉一代茶人已成为我国优秀茶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高尚人格值得所有茶人及后生晚辈尊崇和学习,是与今天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一致的。今天,张天福茶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无疑将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我祝愿张天福茶学思想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并发扬光大。值此之际,我祝愿张爷爷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张天福爷爷是我们茶业战线上的老师、茶界泰斗。我只是一名新兵,他的茶学思想全而丰富,我接触的只是大海中的一滴,虽然我有幸能走近当代茶界泰斗,但认识肤浅,不免错误,敬请指正。

2004年6月15日

茶界专家和国家领导给力 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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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山小种作为中国特有的一个茶叶品类,是中国茶叶的一枝奇葩。为了正山小种的复兴,吴觉农、张天福等老一代茶界宗师倾注心血,苦苦奋斗,现代茶叶专家学者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各级政府、有识之士纷纷助力,致力复兴。在正山小种复兴的过程中,特别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应是以骆少君、穆祥桐、叶兴渭、祖耕荣、叶启桐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著名茶叶专家、学者。

骆少君自1967年以来,她每年都要几上武夷山,也不知道品鉴了多少武夷茶。武夷岩茶丰厚的岩韵,正山小种独特的“山韵”,每次都让她难以忘却,深烙心里。她认为:“武夷茶不能以量取胜,而应在提高品质的基础上,以价取胜”;“武夷茶要提升价值,不能追随市场,而应呼唤市场,让市场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武夷茶不变的是品种、品质、工艺和环境,变的是呼唤市场的经营策略和手段”。“武夷山是未受污染的世界环境保护的典范,是茶界的福气,更是武夷山人的福气,要通过武夷山水的旅游平台,让全国的老字号茶商和主要销区的大茶商实地考察武夷山,从而了解、认识武夷茶。并通过这些能呼唤市场、撬动市场,有影响力的人来推销武夷茶,宣传武夷茶,传播武夷茶,使武夷茶真正走向世界。”

在她的努力下,近几年来,全国著名的老字号茶店、茶馆,如北的张一元、上海的湖心亭以及欧盟茶叶委员会成员都先后来到武夷山,实地考察了解武夷茶,为促进武夷茶的发展和武夷茶品牌价值的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正山小种企业标准的制定就是在她的主持下,由叶兴渭、叶启桐、祖耕荣、叶勇、修明等同志共同完成。

离外她的支持、她的努力、她的付出,正山小种是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武夷岩茶或许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

穆祥桐是农业部一位学者型的茶叶专家。他爱茶、嗜茶、研究茶,组织整理编写出版了大量的茶叶书籍。他为正山小种的创新做出了贡献。

金骏眉与金针梅是武夷顶级姐妹红茶。她们源于正山小种,都是对正山小种红茶优良制作-丁艺继承发展和不断创新的产物。金针梅就是在他的倡导下研发问世的一款名品红茶。作为“中国申奥第一茶”,金针梅为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故事还得从1993年说起。

1993年,早春的一天,春光明媚。农业部专家组专家、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穆祥桐一行在时任武夷山市星村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祖耕荣先生的陪同下,考察了星村桐木一带的茶区。考察结束后,穆祥桐要求祖耕荣配合完成一项茶叶实验任务。接受任务后,祖耕荣邀请闽北茶界专家叶兴渭等组成研发团队,选择当地几户有生产加工经验的茶农,按专家的要求,对木、吴三地等一带高海拔地区呈野生、半野生状态,散生的优良名丛,如武夷菜茶、紫芽大红袍、仙霞梅占、白鸡冠、松针雀舌、白芽奇兰、紫阳灵芽等,通过施用农业部专家免费提供的茶叶专用肥,采用生物防治技术,精耕细作,据节气天气手工采摘,应用传统正山小种制作工艺研制顶级红茶。这之后,每年三月,武夷山都会迎来这批固定的客人。2006年3月,这批客人人数增加,订制实验茶数量也大增。2007年3月又如此。事后才知道,他们是为申奥订制礼品茶。2010年9月《中国名茶金针梅》由中国农业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为提升正山小种红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叶兴渭自1962年福安农业专科学校茶叶专业毕业之后,就开始从事闽北乌龙、小种红茶的生产与加工技术的研究工作。他将传统在青楼内明火萎凋、发酵、烘焙,且存在着很大安全隐患的工艺改为在青楼外挖坑道,让热力通过坑道送人室内进行烘焙的新工艺。该工艺既杜绝了火灾隐患、节约了成本,又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保证茶农的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办法至今仍在沿用。是他力导保留了对增进正山小种香气、汤色、口感等品质因素——过红锅的传统工序;是他从专业的角度向国内著名茶叶专家,推介宣传正山小种独特的品质和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并幕后策划力荐元正“正山小种”参展中国(芜湖)国际茶业博览会,获得金奖;是他受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之托,协助筹办小种红茶实验厂,培养技术人才,引导茶农发展低碳有机茶叶生产,为保护区内人与自然、茶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探出了新路,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和推广。此外,还有一些高校的教授、学者,也几上桐木关,为正山小种的复兴耕耘献策。正山小种在发展壮大的征程中,各级政府和领导始终没忘关心鼓励、帮助支持、给力推动。

200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武夷山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茶博会正山茶业展厅与江元勋等人座谈时指出:“茶文化内涵深刻。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我们要多宣传武夷茶文化,提高武夷茶文化知名度,使之成为中华文化联系海外文化的纽带,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2009年9月9日,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福建龙头企业——正山茶业,了解企业发展情况,鼓励企业要做大做强。她说:“我国是世界的产茶大国但不是产茶强国;我国是茶叶的原产地吴仪与江元勋在品鉴金骏眉但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七万家茶厂敌不过英国一个立顿;你们茶人任重而道远,你们一定要努力,把我国的茶产业做强做大;造福人类,这样才无愧于茶的故乡2011年6月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视察武夷山,在武夷山庄接见了正山茶业董事长江元勋,充分肯定了其在红茶发展上的贡献并勉励继续努力做大做强。

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中林文漪与江元勋合影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世纪伟人邓小平之女邓林,华侨茶叶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纽约国际茶业科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茶界宗师吴觉农之子吴甲选。福建省各级领导也先后深入桐木正山茶区,与正山茶人探讨茶产业的发展。原中共武夷山市委书记张建光、原福建省武夷山市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建设、原武夷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林光荣等三位领导更是把正山小种的发展壮大作为己任。林光荣足喜茶、爱茶、对茶颇有研究的人。或出于对茶的特别钟爱,当他得知元勋企业的困境之后,毅然决定深入元勋企业进行调查研究,而后专题向张建光书记汇报,阐述正山小种过去的历史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元勋企业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正山小种未来的发展潜力和空间等,引起了张建光书记的高度重视。张建光书记随后即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深人桐木就如何扶持元勋茶厂召开现场办公会,给地、给人、给政策。给地,建标准厂房;给人,下派民营企业助理;给政策,列入武夷武夷山市民营重点扶持企业,特事特办,一路绿灯。任建设力说力行,迅速落实现场办公会议精神,以世界独一无二“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名誉,帮助元勋企业申请德国、日本、美国有机茶认证及国家“原产地域标识”……

茶业世家对正山小种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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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称桐木江氏家族为“茶业世家”。在桐木,只要谈起江氏家族,给人的第一印象自然就会想起正山小种。正山小种与江氏家族现已连为一体据《江氏族谱》记载:桐木江氏家族,最早发源于河南潢州(光固始(闽王王审知故里),北宋后期迁至江西,南宋后期又从江西迁今天的武夷山桐木关。盖一公为桐木江氏家族的始祖,江氏家族在桐木历代都是以茶为生,在明朝后期不经意问发明了红茶,创出了世界红茶的始祖——正山小红茶,从时间上推算,至今已经有400余年的历史。江润梅是江氏家族中一位杰出的人物,被誉为是延续正山小种红茶的“一代大家”。其父江春波种茶、制茶、卖茶,一生奔波于上海、福州、广州等地,为正山小种的发展不辞辛劳。江润梅的儿子江素生说:“我父亲江润梅早年醉心仕途,根本无意制茶,无奈祖父病重期间,将产业尽数托付给他。我父亲在接手家族产业时,清朝国势已衰败,正山小种红茶根本就抵挡不住印度、锡兰红茶的冲击,加之国内军阀又连年混战割据,民不聊生,桐木正山小种红茶几乎走到了灭绝的边缘。父亲是个爱钻研,头脑好用的人。对茶很有缘,接手不久,就摸索掌握了正山小种的制作技艺,并迅速成为桐木制茶的第一人。”

20世纪40年代,我国茶界前辈张天福、吴觉农相继来到桐木,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资金上都给了江润梅以最大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它使得江润梅有条件对正山小种红茶的种植、采摘、加工、销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改造,为推动桐木正山小种红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地贡献。

江元勋是正山小种的第二十四代传人。他与祖父江润梅问有特殊的感情,他现在仍记得祖父用温暖的手牵着他走在翠绿色的茶山中;记得祖父中风后拄着拐杖在茶楼上指导茶农做茶;记得祖父病重时祖母步履蹒跚地担回几十斤的茶青,更记得祖父在临终前的那一刻,对他的再三嘱咐“正山小种是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一定要把它继承下去”。江元勋说:“没有祖父,也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江元勋9岁开始上山采茶,并采得一手好茶;l3岁跟祖父学习精制红茶;24岁与傅华全、张美满共同创办桐小村首家精制茶厂;31岁出任桐木村第三任茶叶精制厂厂长;34岁凭8000借款,与徐善友一道,用自己的名字创办元勋茶厂。白手起家的创业道路显得非常的艰辛。建厂初期,江元勋仍然采用传统的制茶方式与分散经营的模式,组织生产加工经营。由于产品没有品牌,市场竞争力一直处于弱势,茶叶卖不出好价格,销售渠道也不畅。为摆脱这种困境,江元勋冒险走了一条桐木村自正山小种产生以来,先祖没有,也没人敢尝试,用本地茶树原料制作乌龙茶的路子。由于看不准,下手又狠,两年下来,乌龙茶整整积压了25吨。再加上上年红茶的压积,整个仓库塞的满满的,工厂被迫停厂,企业陷人深度困埔。望着仓库堆积如山的茶叶,江元勋一筹莫展……

南平机制为正山小种助力

“眼看撑不下去了,但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否极泰来,2000年,我遇到了高人”。江元勋如是说。江元勋所说的高人,就是以乡镇党委副书记身份下派元勋茶厂担任民营企业厂长(经理)助理的祖耕荣先生。他是南平机制的产物。“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的南平机制,是时任中共南平市委书记李川先生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整体破解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发展战略。所谓高位嫁接,就是采用组织行政的手段,把闽北市、县(市、区)机关的科技、管理人才,以村党支部书记、科技特派员、民营企业厂长(经理)助理、流通助理、金融助理等五种形式,派往农村,帮助农村发展生产,解决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繁荣与稳定。南平机制切合闽北农村实际,它解决了农村人才匮乏的问题,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祖耕荣先生是中共武夷山市委按照“个人报名,单位推荐、组织考核、市委研究”等严格程序筛选。于2000年初向基层派出的首批民营企业厂长(经理)助理。祖耕荣到任后,江元勋让他负责牛产和营销工作。

他通过深入茶农调查研究,上网了解茶叶市场的国内外行情,向江元勋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筹措资金尽快恢复生产;二是申请有机茶认证,跻身欧盟红茶市场。江元勋一一采纳。

资金问题几经波折,最后以祖耕荣先生内兄一座价值几十万的房产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19万元,使工厂重新运转;有机茶认证问题,几经上下,迎来了德国方面专家的实地考察。2001年“元正”品牌正山小种红茶,被确认为有机茶,成为福建省第一家取得德国BCS有机认证的茶叶产品。随后,日本JAS、美国℃IA等多家国际权威有机认证机构的认证也被江元勋一一收入囊中。它不仅使江元勋当年生产的.100吨红茶销售一空,而且还解决了库存“堆积如山”乌龙茶的出路。既盘活了元勋的茶企业,又带动了桐木当地红茶的发展,使“生在深山无人知”的正山小种红茶,迎来了欧盟国家及国内经销商的竞相要货,订购“如茗美人不愁嫁”的火红局面。企业摆脱了困境,走上了正轨之后,江元勋与祖耕荣乘胜追击。

2002年在时任武夷山市委书记张建光先生的关怀支持下,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的标准厂房竣工投人使用,元勋茶厂更名为“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山茶业有限公司”,“元正牌”正山小种红茶通过国家“原产地标记注册”。同年,经福建省外经贸厅批准,“正山茶业”成为武夷山市民营企业唯一拥有红茶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鉴于祖耕荣先生在下派民营企业助理期间的优秀表现,中共武夷山市委研究决定,对他进行提拔使用,让其出任武夷山市茶场第二十任场长(张天福为第一任场长)。

这之后,武夷山市委又先后向该企业派驻了市人事局科长傅华生市政府办干部彭厚斌二位民营企业助理。在他们的支持下,2003年元勋企业通过了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口食品卫生注册;2004年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HACCP食品安全体系认证;2005年获福建省2003–2004年度“重合同守信用”单位;2006年“元正牌”荣获福建省著名商标。目前,元勋企业60%红茶出口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

元勋企业的成功,是各级政府关心、南平机制给力的结果。

正山小种起源于明朝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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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山小种红茶起源的确切时间是没有记载的,而且众说不一,但把它定为明末出现却是有充分依据的。这些依据就是:明末(16世纪中后期)武夷山出现茶叶发酵技术;当地原住民关于正山小种红茶起源的说法;红茶是高度海外贸易化的商品;国内国外关于武夷红茶外销年代的记载,都说明正山小种红茶应是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之间。

(一)明以前没有红茶的记载

在明朝之前,所有现存的史料中都没有关于红茶的记载。

最早提及红茶这一名称的是成书于明朝初期的《多能鄙事》,作者刘基(1311~1375),书中饮食类,《茶汤法》中“兰膏茶”载:“上等红茶研细,一两为率。先将好酥一两半溶化,倾人茶末内,不住手搅。夏日渐渐添水搅。“务要搅匀,直至雪白为度。”这里所记的红茶值得怀疑,因为红茶红叶红汤,加酥加水搅匀后不会出现雪白的现象。因此“兰膏茶”中加的不可能是红茶。

在“酥签茶”载:“好酥于银石器内溶化,倾人红茶末搅匀。旋旋添汤,搅成稀膏。散在盏内,却以沸汤浇供之。茶于酥相客多少,用桓酥多为茶为佳。四时皆用汤造,冬月造在风炉上。”但这段话中关于红茶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明•宋诩(松江华亭人。字久未,生卒年月不详)著的《竹屿山房杂部》卷二十二内有与这段话几乎一致的记载,但“红茶末”记为“江茶末”。宋诩的《酥合茶》中是这样记载的:“将好酥于银石器内熔化,倾人江茶末搅匀,旋旋添汤,搅成稀膏子,散在盏内,但酥多于茶,此为佳,此法至简至易,尤珍美,四季皆用汤造,冬间造在风炉子上。”这里宋诩的《酥合茶》所记的内容与刘基的《酥签茶》所记的内容几乎一致,但宋诩记的不是“红茶”而是“江茶”,关于“江茶”则在宋代已出现,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记:“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宋代赵汝砺的《北苑别录》茶著也记有江茶:“盖建茶味远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惟恐其膏之不尽,则色味重浊矣。”因此刘基文中应疑红茶为江茶之误。还有刘基著的《茶汤法》中的脑子茶、薰花茶与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二十二中的脑子茶、薰花茶从内容到文字都完全一致。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在《茶经述评》中说:“明•刘基的《多能鄙事》提及红茶,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该书系伪托,故不拟引以为据。”

因此可以排除明初出现红茶的可能。

(二)明末在武夷山出现茶叶发酵技术

1.明洪武年“罢造团茶”促进了散茶的大发展,催生了茶叶发酵技术的产生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刚取得天下不久的明朝皇帝朱元璋,为减轻民间负担下诏罢造团茶改贡芽茶。

罢造团茶使一些著名茶叶产区以生产贡茶为主的官办体制解体,促使一向未被重视的散茶在解除了因饼茶传统的束缚后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散茶经过明朝两个世纪的发展,至明后期,一些新技术、新工艺及发酵技术先后出现,从而推动了除绿茶外,黑茶、红茶和青茶等其他茶类的产生租发展。特别是全发酵的红茶和半发酵的鸟龙茶作为新技术,新工艺催生的产物,逐渐形成为两种新的茶类,使明朝处于我国古代茶叶制作技术的高峰时期。

2.明中期是武夷茶的低潮时期罢造团茶使一向以制龙团凤饼茶著称的武夷山贡茶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改制的芽茶由于制作技术落后,品质低劣。清代周亮工曾记说:“前朝不贵闽茶,即贡亦只备宫中浣濯瓯盏之需。”足见武夷山当时的茶叶地位受到重大的打击,相当一段时期武夷茶叶品质低劣国内众所周知。至明景泰年间(1450—1456)茶叶生产仍然低迷,清初武夷山著名的寺僧释超全(1627—1712)在其《武夷茶歌》中写道:“景泰年间茶久荒,嗣后岩茶亦渐生。”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还提到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建宁太守钱嶫因本山茶枯,遂罢茶场,其原因“黄冠苦于追呼,尽砍所种武夷真茶,九曲逐濯濯。”说明景泰年问茶久荒至嘉清三十六年(1557)仍没有改观。在“茶久荒”的年代,百姓不堪入贡的重负“尽砍真茶”,茶枯园荒,那还会有心思去改良茶叶技术呢?因此可认定在明前期至明中期(1391一1557)武夷山茶叶制作技术处于停滞状态。那么“嗣后岩茶亦渐生”是什么时期呢?明代万历年间(1573一1619,)徐坳《茶考》说:“嘉靖中,郡守钱嶫奏免解茶,将岁编茶夫银二百两解府,造办解京御茶改贡延平。而茶园鞠成茂草,井水亦日湮塞。然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嘝,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该文表明嘉靖三十六年至万历年间,相隔最短仅15年,至多为62年,武夷山在解除贡茶的负担以后,武夷茶一改颓势,再度扬名海内。武夷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当中是什么原因促使武夷茶业生产发生大逆转?这连徐坳自己也弄不清楚,他设问道:“岂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殖之美,或有时变易而然乎?”他也感到这中间或有重大的变故发生。其实产生这重大变化的原因一是建宁太守钱嶫上奏免贡芽茶,使崇民得以休息,解除了沉重负担的茶农,有了发展茶叶生产和改良茶叶制作技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恰与这一时期“崇安县令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建茶”有关。是技术进步促进了茶叶生产,茶叶

生产的繁荣又推动了茶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明后期是武夷山茶叶最有可能出现新技术的时期。

3.明后期茶叶发酵技术首次在武夷山出现明前期,武夷山在罢贡团茶改贡芽茶后,茶叶品质特征发生变化,质量低劣,但在明后期那茶叶技术推陈出新的时期,武夷山不断总结经验,引进了松萝茶炒青的新技术,结合自己原有的焙制工艺的技术长处,形成了新的先进的制作技术。周亮工(1612—1672,明崇祯进士,)在《闽小记》中记载了:“崇安殷令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建茶,堪并驾。”崇安殷令引进的松萝茶制法是刚出现的炒青绿茶的制法,具有当时最先进的炒青技术。武夷山紧跟潮流,及时引进先进技术,使武夷茶品质大幅提高,堪与松萝茶并驾齐驱,以至在明后期出现了徐坳所记的“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的盛况。

周亮工还记载了引进松萝茶制法后武夷茶出现的另一种现象:“武夷蓛、紫帽、笼山皆产茶。僧拙于焙,既采则先蒸而后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宫中浣濯用耳;近有以松萝法制之者,即试之色香亦具足。经旬月,则紫赤如故。”众所周知红茶是全发酵茶,泡出的茶水汤色红赤,色多紫赤是发酵茶的特点。松萝制法,主要是炒青绿茶的制作技术,这项技术掌握得好,可以使武夷茶的品质大幅提高,如果掌握不好就可能出现另周亮工的记载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史实:现了茶叶发酵特征。虽说发酵特征的出现,在这一时期武夷山出不一定说明红茶就出现,它还有一个工艺完善的过程,但它的出现却是红茶出现的一个征兆。武夷山在学习松萝法制茶不得法之际,反而出现了一种新的发酵技术,孕育了即将出现的红茶和乌龙茶。

关于松萝茶的出现时间,明代冯时可[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在其《茶录》总叙中记叙了松萝茶的出现:“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又据《歙县志》写道:“旧志载明隆庆间(1567—1572),僧大方住休之松萝山,制法精妙,郡邑师其法,因称茶日松萝,……”,据此可认定松萝茶是出现于16世纪中后期的一种炒青绿茶。而松萝茶传到武夷山应是16世纪中后期以后,但肯定在周亮工记载引进松萝茶制法之前,那么武夷山出现发酵技术应是在出现松萝茶的1567年之后,17世纪初之前的明末时期。

闽南人推动武夷红茶外销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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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正山小种红茶之所以能在它出现之初,便能漂洋过海传到欧洲,这是它有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条件使然。

桐木村位于武夷山脉最高地段,闽赣二省的边界处,为交通要道,它北距重要的内河港口江西铅山河口镇80余公里,南距重要的茶叶集镇星村镇仅40余公里,有贸易的天然优越条件;武夷山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久居此地,使武夷山成为理学的摇篮。长期以来武夷山一直是羽流栖息之所,各界人士来往频繁,讯息灵通;武夷茶在宋代便享有盛名,星村镇早已成为茶业行商萃聚之所。这些都是红茶能迅速流通的必要条件。但在众多的优越条件中,还有一条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闽南人在红茶的传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明末武夷山出现一批闽南籍移民和僧人

武夷山的《县志》和《山志》载:清初闽南教徒始人修持。当时,百二十里大山中大小寺庵院有50多处,几乎无山不庵,山僧多为闽南人。著名的有同安籍的释超全,漳浦籍的僧衍操、释超位、铁华上人,龙溪籍的僧如疾、释超煌、道桓、明智,晋江籍的兴觉、真炽,泉州籍净清,漳州籍的性坦等(见《民国崇安县志》二十卷)。本来茶和寺院佛教就有着深远的关系,在武夷山则尤为明显。这些僧人不仅善于品茶,许多还是制茶的高手,如释超全在武夷山为僧时写下的《武夷茶歌》,其中对武夷茶的历史和茶叶制作技术作了精湛的描写。在嗣后返居厦门期间,写下的《安溪茶歌》,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300年前在厦门港武夷红茶与西洋运茶船贸易的盛况:“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这二首茶歌至今仍是研究武夷茶史的珍贵资料。

此外在闽赣边界两边还有许多沿海内迁的闽南人。据《铅山县志》载:“仅明、清二代福建移至此的移民新建村落达523处。”据《上饶县志》载:“全县35个公社,场几乎都有福建人,其中与铅山县邻近的南部为多,迁入者多为泉、漳、汀州的泉州,永春、南安、莆田等县,如与铅山县毗邻的大地公社,85个自然村,有15个全系永春移民所建。”这些移民与闽南茶商、僧人语言相通,许多被雇佣到武夷山,从事茶叶生产和制作,一些人便在武夷山安家,如武夷山岩茶的中心产区天心村村民大多为闽南后裔。

关于更早的内迁还可追溯到明初防倭祸之时。《福建史稿》记载:明初洪武至嘉靖年间“福建沿海诸岛屿的人民一样被强迫迁入内地”。《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一书载:“明嘉靖年间,倭寇大举侵犯我东南沿海,从嘉靖三十六年到四十五年(1557——1566)前后10年中,泉州所属各县,先后遭受倭寇不同程度的骚扰。南安、永春、安溪的县城都被倭寇攻陷过。”因此当地居民曾大举内迁和外迁,这在当地族谱中有关记载很多,例如:“若夫倭寇时之离异迁界时之散处,或往京师,或往江西、湖广、或往粤省,暹罗、吕宋等处。正所谓外(出)省入番邦,而不回故乡者。”

这些闽南籍寺僧和闽南籍移民自然把武夷茶传到家乡闽南,很快地引来闽南商贾前来经营茶叶。

(二)闽南商人推动了武夷正山小种红茶的外销

由于有了一批闽南籍僧人和移民,再加上星村镇作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自然吸引了闽南籍茶商前来经营武夷山茶叶。这些闽南籍茶叶行商南来北往推动了武夷茶的外销。

闽南籍商人不仅活跃于茶区,而且直接经营闽茶外销。庄国土先生认为:“宋元以降,闽南商人在远东贸易中长期居于优势地位。西人东来后,首先遭遇的也是闽南海商。”“闽南人经营闽北茶叶由来已久。清初至清中期,活跃于茶区的商人多是……漳泉商人。”有“中国海上马车夫”之称的“闽南人”,用商船把茶叶运抵印尼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与欧洲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贸易,由荷兰人把茶叶运回欧洲。16世纪末的荷兰,是当时的海上霸主,造船业居世界首位,商船吨数占欧洲总数的四分之三,有“海上马车夫”之称。荷兰的远航商船于1595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此后继续东进,1602年,荷兰商船首次来到中国。中国的货物主要是由荷兰商船运到欧洲诸国的。基特•乔先生也认为:“茶叶大约是在1610年前后,由荷兰船只从爪哇带进欧洲的”,“荷兰人从爪哇进行他们最初的对华贸易时,碰到由福建厦门开出的中国帆船。”陶德臣先生认为1610年荷兰首次运回欧洲的少量茶叶就是武夷红茶。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90年代,荷兰人通过印尼巴达维亚城转口,向欧洲贩运茶叶不下数十万担。经营从中国贩茶到巴城的海商,几乎都是闽南人。在巴城从事中国帆船与荷兰人之间茶叶贸易的掮客也是闽籍华人。如17世纪30-40年代的巴城甲必丹连富光本身就参与荷兰人的茶叶交易。

闽南籍茶叶行商从明末起一直在武夷山经销茶叶,这种情况到道光年间仍没有改变。1757年,清政府实行第二次海禁,闽海关关闭,仅开广州一口对外贸易。闽茶出口改向由海上外销为由陆路内河运到广州,贩运茶叶者仍多是闽商,而且与洋商进行茶叶交易者也不乏闽人。广州十三行经手所有内地茶叶外销,在这著名的十三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怡和(怡和行),叶文成(文成行),潘舶泉(舶泉行),谢乐裕(乐裕行),黎资元(资元行)等六行俱为闽籍漳泉商人。

清政府虽然实行海禁,但由闽人粤的海上通道并未禁绝,《黄埔港史》载:“1757年后福建茶商迁来广州贸易,十三行中十分之九为福建商人,贩茶商人大多是内地茶商,贩运目的很明确均为海运茶至粤。”

(三)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飘洋过海到欧洲

明末清初闽南籍僧人人住武夷山修持,在闽赣边界居住一批明清时期内迁的闽南人,及星村向为茶叶行商萃聚之所吸引了闽南籍茶叶行商,加上闽南籍商船长期占据南洋商贸的优势地位。因此,形成一条从产区到海上的贸易网络。这种优越的条件是中国其他茶叶产区所没有的,这也就是武夷正山小种红茶之所以能在它一出现就如它的产生的传说那样,能迅速的流通到海外,使它一开始产生就直接与海外贸易相连,这也是红茶高度海外贸易化的根本原因。根据正山小种起源的传说,当地人不饮红茶,红茶是专供海外贸易的商品,以及漳泉商人从茶区到海上长期形成的贸易网络等因素的综合,可以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正山小种红茶在明末某年五、六月间一次意外中创制后,当地人不愿饮用这种异类的茶叶,便由茶农送到星村茶市贱卖。在星村茶市的闽南行商购买后运到厦门,由专营厦门至海外贸易的漳泉商人乘十、十一月的季风运到巴达维亚与恰好在那时到达的荷兰商人贸易,小种红茶遂由荷兰人带回欧洲。漳泉商人交易成功,遂又返回当地继续订购小种红茶。这一时期当在1610年前,从此正山小种红茶形成一个从产区到欧洲的完整贸易网络。是这条畅通的贸易网络,使正山小种红茶幸运地从它一诞生起就走出了山沟沟,飘洋过海,成了西方世界的宠儿,并伴随着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传播,使红茶形成优美的红茶文化,并使红茶成为今天世界年消费量达9000亿杯的世界第一大茶类。

18世纪后武夷红茶逐渐向周边省及海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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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茶产区不饮红茶的现象,表明红茶是完全靠外销的茶叶,红茶的海外需求决定着红茶的生产。随着红茶的海外需求逐步上升,武夷红茶的生产也逐渐扩大,它先从桐木核心区向外围,从正山向外山,从周边县市向省内,从省内向省外扩散。随着红茶的扩散,武夷红茶的含义也逐渐由正山小种这个地区性红茶品种,扩大为武夷山全市,以至周边地区,乃至福建全省的红茶的总称。甚至在武夷红茶独步世界的18世纪“武夷茶为中茶之总称矣”。

(一)17世纪武夷红茶都在桐木村正山范围生产

桐木村是红茶的原产地,红茶的外销自然是从这里开始的,红茶初期的海外需求,由于价格昂贵数量是比较少的。虽然荷兰人1610年就把它带到欧洲,基本上是把它当作稀有珍品,数量很少,直到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晋献凯瑟琳皇后才两磅的武夷红茶,可见其稀少的程度。据有关资料载:英国在1664~1684年2年间共进口红茶5697磅,平均每年仅进口271磅。17世纪最后一个5年的平均进口是11428.2磅,据推算在17世纪末荷英二国年进口武夷红茶的数量约为3万磅(225担)。

正山小种红茶的中心产区约600平方公里,估其最大产量约5000-6000担,其核心区桐木村的最大产量约3000~4000担。该地区的生产足以满足17世纪末海外对红茶的需求,因此17世纪出口的红茶应都是正山范围生产的,即在17世纪正山小种红茶尚未向外扩大生产范围。

(二)18世纪武夷红茶开始向周边县市乃至全省扩大

在17世纪末红茶消费的最大国家英国的普通人饮用红茶越来越多,红茶的消费直线上升,供不应求,特别是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后,外国船舶可以直接靠泊厦门港进行红茶贸易,极大方便了红茶的外销。据有关资料统计:18世纪前50年问,英国平均年进口红茶873973.31磅(6556担)是17世纪正山小种红茶76倍,加上另一红茶贸易大国荷兰也有与此相当的进口量,显然这种销售量超过了正山的最大产量,其中相当部分都是周边仿制的武夷红茶,如在1706年写的“安溪茶歌”中便出现了仿制的紫毫白毫红茶和外销的盛况(需要指出的是这时期之前进行的茶叶贸易都是红茶贸易,销售出去的都是红茶,而不是别的茶)。在崇安县令刘靖的《片刻余闲集》中出现冒称“乌茶”的仿制“江西乌”红茶。

18世纪的后50年红茶的销售仍是急剧上升,英国在1792年进口红茶156000担,占当年华红茶出口的85%,由此推算,1792年武夷红茶的出口约为18.35万担。武夷红茶的生产范围已经从正山范围扩大到全省各地。在整个18世纪尚未出现福建以外省份生产的红茶,此时是武夷红茶独步天下的时期,武夷红茶(BOHEA TEA)成了中国红茶的总称。

(三)19世纪武夷红茶从省内向省外扩散,外国也开始试种生产红茶

19世纪红茶的外销继续大幅上升,是中国红茶外销的鼎盛时期。据有关资料统计:1886年红茶的出口达165万担是中国红茶出口的最高年份固。福建红茶的最高出口在1880年也达635072担,仅福建的红茶生产已经远不能满足出口需要。有关资料显木:19世纪初的清道光年问各省的红茶纷纷出现,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红茶都是这期间出现的。吴觉农先生认为:“至于福建红茶向外传播则可能是由崇安开始的,其传播的主要路线,可能是先由崇安传到江西铅山河口镇,再由河口镇传到修水(过去义宁州的治所)后又传到景德镇(过去的浮梁县),后来又由景德镇传到安徽的东至(指现在东至县县境内的原至德县境),最后才传到祁门。”后来红茶品种不断增多,在安徽的“祁红”外,增添了云南“滇红”,福建“闽红”。湖北“宣红”,江西“宁红”,湖南“湖红”,广东“英红”,浙江“越红”,江苏“苏红”等。因此从红茶制作技术传播路线来看,国内各大红茶区的红茶制作技术都源于武山。

福建红茶的生产也几乎遍及全省。特别“五口通商”后,闽茶由福州取捷径出口,更促进了茶叶生产,清代丁绍仪所著《东瀛识略》载:“茶固闽产,然祗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1851——1861)初,请由闽茶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诸郡种植殆遍。”在19世纪60年代在闽东出现工夫红茶。由于闽东工夫红茶和武夷正山小种红茶都从福州口岸出口,国外开始以福州方言称正山小种红茶为LapsangSouchong。(福州地方口音对松明发Le的音,以松材薰焙过则发LeXun的音。对以松材薰焙过的正山小种红茶称为LeXun小种红茶。LapSang则是LeXun的谐音)。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该名词出现于1878年,至今桐木正山小种出口,都使用Lapsang Souchong或Lapsang BlackTea名称。

19世纪初叶以前,国外没有红茶生产,中国是红茶的惟一产地。

19世纪在红茶发展史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印度在1834年开始试种茶,1839年印度红茶在伦敦上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印度并不清楚茶叶进行发酵处理的技术,甚至于绿茶和红茶是同一种植物在当时西方并不了解。英国东印度公司曾指派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rbert.Fortune,1818~1880),于1848年第二次到武夷山,他窃取了红茶的制作技术,带着茶苗和茶种及8名制茶工人到了印度,极大地促进了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仅60年时间,在1900年印度红茶便把华茶垄断世界市场的地位取而代之,成为世界最大的茶叶出口国。嗣后斯里兰卡在19世纪70年代,印度尼西亚则在1827年,最后肯尼亚在1924年开始种茶。

综上所述,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是出现在1567~1610年之间的海外贸易兴盛时期,它一一出现很快便传到海外,随着海外需求的扩大,武夷红茶的生产由正山传至周边各县市乃至全省,到19世纪,红茶生产扩散至周边省份乃至国外。由此可以认定武夷正山小种红茶无疑是中国最早的红茶,也是最早输出国外的红茶,武夷山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

1610年武夷正山小种红茶最早输出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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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荷兰人在1640年把武夷红茶输人英国,那么荷兰人把武夷茶输往荷兰当更早,那么是什么时候呢?

荷兰商船是1601一年首次来到中国。《中国茶经》这样记述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当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首先把少量的茶叶运回欧洲以后,就如久旱遇甘露一样,茶叶的饮用很快在欧洲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风靡起来。并成为西方与中国贸易的主要物产,这一过程也正好发生在明朝后期。”周靖民在《清代华茶的出口贸易》一文,也引述明季(1610)有荷兰商人在爪哇、万丹(现均属印度尼西亚)首次购到由厦门人运去的茶叶(见《中国茶叶》1988.3)。

而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运回欧洲少量茶叶便是福建武夷红茶(见陶德臣著《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第118页)。《与雷诺阿共进下午茶》一书也证实了这一史实:“在17世纪时,已经开始制作红茶,最先出现的是福建小种红茶,这种出自崇安县星村乡桐木关的红茶,当17世纪初荷兰人开始将中国茶输往欧洲时,它也随着进入西方社会。”

据此可以认定武夷正山小种红茶的出现当在1610年之前。

1650年以前,欧洲的茶叶贸易可以说完全被荷兰人所垄断,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开始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发生磨擦,经过二次英荷战争,由于英国获胜便开始摆脱了荷兰而渐渐垄断茶叶贸易。1669年英国政府规定茶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1689年英国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从此英国开始由厦门直接收购武夷红茶。

在英国,早期是以“CHA”来称呼茶,但自从厦门进口茶叶后,即依厦门语音称茶为“TEA”,称最好的红茶为“BO-HEATEA”(武夷茶),“BOHEA”即武夷的谐音。在英国《茶叶字典》中:武夷(BOHEA)条的注释为:“武夷(BOHEA)中国福建省武夷(WU—I)山所产的茶,经常用于最好的中国红茶(CHINA BLACKTEA)”。可见武夷茶早期即为正山小种红茶在国外的称呼,尔后在18世纪武夷红茶逐步演变成福建红茶乃至中国红茶的总称。

武夷红茶在英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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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进入英国比茶叶略早些,所以早先茶叶是在咖啡馆出售的,如伦敦《政治公报》周刊(《Marcurins politicus》)在1658年9月23日刊上登载了一则广告:“中国的茶,是一切医士们推崇赞赏的优良饮料,在伦敦皇家交易所附近的斯威汀兰茨街‘苏丹王妃’咖啡店内有货出售。”

红茶是由荷兰人几乙乎是同时传人英国、德国、法国,但红茶在进人德国、法国时却没有那么幸运。由于啤酒作为日常饮料已在德国扎下根,茶进人德国时只不过有关于茶作为药物有无效果上的一些争论,由于茶价过于昂贵,而没有进一步扩大到国民各阶层。同样的原因,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地中海葡萄酒文化圈,红茶也难以与之竞争。同法国和德国等其他欧洲诸国相比,除水以外,英国可以说是一个饮料贫乏的国家。英国的水是软水,与欧洲大陆的水不同,适合于做饮料用,因此用欧洲大陆的水沏茶,缺少茶味和茶香,茶还是在英国饮用最香,因此饮茶能轻而易举地打进了缺乏传统饮料的英国。

英国在17世纪中叶,先后引进了咖啡、可可、茶这3种进口饮料,为什么惟有茶战胜了其他饮料而占了优势呢?主要是缘于当时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崇拜心理。当时的中国是文化高度发达的神秘的先进国家,茶是其代表性的文化。茶始终闪耀着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而可可、咖啡都没有这种文化背景,这点是茶同可可、咖啡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到了18世纪,由于茶叶国际竞争激烈,英国降低了茶叶关税,关税的降低使茶叶的价格大幅下降,反而促进了茶叶在英国下层劳动者中的普及,而咖啡、可可的价格相对较高,难以在中产阶级以下的民众中普及开来。

与绿茶相比,虽然绿茶外传的历史比红茶早,但因味苦涩,令外国人难感兴趣。早期尝过中国绿茶的欧洲人利马窦说过:“中国人为何要自讨苦吃?”红茶则不一样,它没有苦味,且红叶红汤晶莹剔透,泡出的茶汤像杯香醇的红葡萄酒,特别是正山小种红茶有一股浓郁的桂圆香味,芳香无比,所以它一传到英国即能被广泛接受。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茶道、茶艺早已形成。在中国绿茶、红茶、乌龙茶这三大茶类中,惟独红茶的地位最低,为国人了解甚少。然而武夷红茶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17世纪中叶武夷红茶飘洋过海来到英伦三岛,就被皇室捧为稀世珍宝。在英国饮茶的高贵、华美之形象,是与皇室对茶的热爱和推动分不开的。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皇查理二世时带去中国红茶作为嫁妆,人称其为“饮茶皇后”。关于凯瑟琳皇后饮用红还有一则轶闻: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在嫁给英皇查理二世的盛大婚礼上,频频举起盛满红汁液高脚杯回谢王公贵族们的祝贺高脚杯的红汁液到底是什么?参加婚礼的法国皇后为了解这秘密而派卫士潜入皇后寝宫,卫士探得皇后天天饮用的小碎叶是中国红茶,想偷点回去献给法国皇后,不想被当场捉住。在法庭审理时,法国卫士说出了潜人皇宫的动机,是为了探听红茶的秘密,使中国红茶一下在英国家喻户晓。凯瑟琳皇后虽不是英国第一个饮茶的人,却是带动英国宫庭和贵族饮“凯瑟琳王后”茶叶茶风气的开创者。在这样雍容高贵的王妃带动下,喝红茶成了皇室家庭生活的一部分,饮茶遂成为时髦的风尚。随后安妮女王提倡以茶代酒,掀起英国皇室贵族饮中国茶的风潮。

由于呈室对武夷红茶的爱好,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64年从荷兰人手中购得两磅武夷红茶进献凯瑟琳皇后;1663年,诗人瓦利向凯瑟琳皇后祝寿时作有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难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祛烦累”的诗句。于是在17世纪后半期,为追随皇室饮红茶之风,出现了许多爱好茶、歌颂茶的文学家、诗人,他们留下了许多关于饮茶的动人诗篇,甚至挪威易卜生的作品里也有。如英国作家奥维格顿(JohaOvington)在16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饮茶具有神奇的疗效,欧洲人习惯了饮酒,但这能损害人的健康;相反,饮茶却能使人头脑清醒,使酒鬼恢复理智。”18世纪著名的文学家约翰逊博士写道:“以茶来盼望着傍晚的到来,以茶来安慰深夜,以茶来迎接早晨。”19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在其《唐璜》诗中有:“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赞美之句。

当然红茶的传播在英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在英国朝野出现了关于茶的争论的高潮。茶的反对论者认为,茶不仅对健康不利而且从清教徒的禁欲精神和博爱主义立场来看,茶是奢侈品,如果有钱喝茶,还不如把喝茶的钱捐于贫民的慈善事业。在英格兰等地还出现了清除“茶的威胁”的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艾尔郡佃农的共同决议中有:“因为饮用茶的上层社会的人大都是身体纤细的,因此,不能不断言,对于把我们养成健康而有男子汉气魄的人来说,茶是不适宜的饮料。所以,我们在抗议茶的同时。还想说一句:想成为身体脆弱、懒惰、无用之人的就请随便饮茶吧!”这里把农民对染上饮茶之习的上层社会的反感,当作喝茶的过错来攻击茶。

这种关于饮茶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随着英国农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展开,农民和工人的收入显著提高,茶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饮料而普及巩固下来时,茶的反对论几乎就销声匿迹了。

英国人把饮用红茶发展成为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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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伦敦市场只有武夷红茶,别无其他茶类,由于它昂贵异常,只有豪门富室方能享用得起。威廉•乌克斯的《茶叶全书》载:“最初茶叶只能从中国购办,系一一种极名贵之物品,在馈赠帝皇、王公及贵族之礼物当中,偶然可以发现此种世界之珍宝。”随着皇室贵族饮红茶风气的传播,逐步地一般劳动群众也广泛地饮用红茶。当时有人指出:“劳工和商人总在模仿贵族,你看修马路的工人居然在喝茶,连他的妻子都要喝茶。”华茶传人英国之前,英国没有什么文明饮料来止渴。市镇上的酒店,出售的杜松子酒、威士忌和啤酒性质燥烈,结果培养出头脑清醒。如果在茶水中加上牛奶和糖,效果则更佳。英人由饮酒改为饮茶“养成彬彬君子之风,是茶为英国民性优良之恩物矣”。

茶叶是一种温和而又有滋补作用的兴奋剂。加进牛奶和糖,就成为品味俱佳的提神饮料,既可促进消化,又可振奋精神。在18世纪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人劳动需要聚精会神,才能保证安全。因此英国经济史学者J•A•威廉逊曾说:“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因此茶叶在英国的推广,适应了英国工业发展的需要。

饮茶还有助于英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自由发表政见,需要争论双方既有清醒的头脑,更加理想。她柔和的芳香,又有旺盛的精力,“没有什么比茶叶清甜的口味,既止渴,又有背养,使有畑动性的政论家精力得到恢复”。因此在有茶水供应的咖叫馆经常可以所到幸富多彩的演说。

红茶虽然原产于中国,却在国外受到更大的欢迎,尤其是英国。自17世纪英国人接触红茶以后,300多年来逐步发展出一套优雅的红茶文化,并成为世界红茶文化的主流。

英国正统的红茶文化,约在1837年起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成型,并已深入到英国普通老百姓之中。据估计,英国人一天会喝4~5杯茶,平均每人每年会喝1300杯茶,相当于每人每年消费了3~3.5千克茶叶。英国人一天中会有六七次的饮茶时间:如一起床即喝的早茶;早餐时的早餐茶;到11点左右,早上工作告一段落的“11点钟茶”;到下午三四点时的下午茶;相当于下午茶(又称Low Tea);而在傍晚6点左右进行的高茶(HighTea);最后在一天活动即将结束,就寝前还会喝杯睡前茶。

在英国,因茶而产生的传统有许多,像茶娘、喝茶时间、下午茶、茶馆及茶舞等。在英国的红茶文化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下午茶”。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时,英国人习惯有一段15~20分钟左右的“茶点时问”,每天到这一时间,从家庭到公司,从学校到工厂,从贵族和有产者,到普通大众,这时人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惬意地饮一杯红茶,并配以一些小点心。这个时段的休闲是举国上下的统一动作,没有法律条文规定,蔚然成风,形成优雅自在的下午茶文化,也成为正统的“英国红茶文化”。到如今下午茶已演变成五花八门的茶会,成为重要的社交活动。英国人有种说法,认为女主人拥有成功举办茶会的能力,将有助于丈夫的事业。英国人对下午茶会从茶叶的选用、茶具的品质、冲泡要领、摆放方式、场地气氛等等,都颇讲究。在下午茶会,主人们都会布置一个优雅舒适的环境,摆上精致华美的茶具,备妥各种优质红茶和糕饼点心,使宾主都悠闲地放松心情联谊。下午茶充分展示了英国红茶文化的华丽和优美精神。

英国人钟爱红茶,并赋予红茶优雅的形象及丰硕华美的品饮方式,长期以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红茶文化,更将红茶推广成国际性饮料,红茶文化随之在全世界传播。

武夷红茶贸易引发了两次英荷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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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的推广使英国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英国随着茶的推广,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快乐和健康长寿,但很少有人知道,英国有多少巨额财富就是由中国青山上采下的这些小小叶子积累起来的。

英国政府从茶叶贸易中得到的利益是巨大的,他们是这项贸易的主要受益者。英国征收茶叶进口关税比中国征收出口关税要高得多。据一英国商人自述:1710年,中国对茶叶征收出口税每担只0.2两,1331/3磅(即一担)的茶叶只收16便士的税,而英国的进口税为每磅5先令(合60便士)。

英国主要通过支持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垄断权并征收高额茶

税来牟取暴利。英国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0年,到1858年解散,共存258年。初始靠“胡椒哺育起来”,1669年英国政府规定茶叶由英属东印度公司专营,该公司开始自爪哇转运中国茶至英国。1689年开始从厦门直接进口茶叶。该公司垄断东方茶叶贸易达100多年,1834年垄断权被取消。它是一个由英国政府特许设立的对东方,主要是对印度、中国经营垄断贸易,进行殖民掠夺的组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这个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是一个既拥有军队,又贩卖茶叶,充满血腥味的公司。如1704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上等好茶或武夷茶每磅价格只2先令,运到英国销售每磅达1~6先令。1705年,英船“肯特”号在广州购买茶叶470担,价值14000两,平均每担只耗银29.79两,折合起来不到10英磅,而运到:英国

销售,每磅以16先令什,1担可售得2132.8先令,等于106.64镑,售价在10以上,利润之高,不言自明。据有关资料记载:1714~1721年,英国政府征收的茶叶货税和关税共1391143镑,年均173892.87镑;1748~1759年茶税总收入高达6288588镑,年均524049镑。1784~1796年度,英国政府取得的茶税也达4832180镑,年均402681.67镑。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提供了“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而这时英国国库取得的茶税平均每年为330万镑,那么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也不会低于此数。茶叶的税收提供了英国国库收人的十分之一。

茶叶贸易引发了两次英荷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

茶叶是由荷兰人传人欧洲的,最初的茶叶贸易完全是由荷兰人垄断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进献给凯瑟琳皇后的两磅红茶也是从荷兰人手中购得的。由于饮茶逐渐推广,对茶叶的需求不断上升,茶叶贸易诱人的利益,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尖锐对立。由于荷兰船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来往络绎不绝,几乎垄断了英国及其美洲属地的航运,所以英国在1651年通过航海法,规定外国进口货物至美国及其属地,必须由英国船或出产国船只来载运。航海法的通过,使英、荷之间的贸易竞争更加白热化,最后在1652~1654年,英荷二国终于兵戎相见,爆发了英荷之战。英国因在海上贏得一连串的胜利,打破了荷兰人对海上茶叶贸易的垄断,茶叶的进口量逐渐增加。1665~1667年再度爆发了英荷之战。

由于英国再度获胜,取得了贸易上的优势,摆脱了荷兰人而逐渐开始垄断茶叶贸易权。16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英国政府授予的茶叶专营权。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将从中国低价获取的茶叶运售国内,也积极销往欧洲各国及美洲殖民地,获取暴利。美国最早为荷兰人

管辖,1674年,新阿姆斯特鲁城为英军所占领,并改名为纽约,自此美国人也承袭英国人喝茶的习惯,并且由英国垄断了美国的茶叶贸易。17世纪末,波士顿的商店已经开始贩卖武夷茶。及至1773年英国殖民政权为了增加利源,实行茶叶法,抽取过重茶税,使殖民地人民负担过重,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怒。当时英国转运到美国的茶叶,均由波士顿转口,英国运来的3船茶叶,受到波士顿抗茶会的抵抗,拒绝卸下。1773年12月16日的寒夜,一群激进反英的波士顿茶党,化装成印第安人,爬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将342箱茶倒人海中。波士顿抗茶会的斗争得到各地的响应,各地纷纷成立抗茶会,从而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并于1776年赢得独立。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往来,最初也是从茶叶开始的。在1770年左右,波士顿富商托马士•汉考克(Thomas Hancock)就在他的大商店出售武夷茶,他在传单广告中说:“如果武夷茶不合女士们的口味,她们可以退货并退回她们的钞票。”美国独立后,美国商人纷纷投入到中美之间直接的茶叶贸易。1784年2月美国第一艘“中国皇后号”快船,从纽约开航,经大西洋和印度洋到广州,直接运回茶叶,获得巨利。中美茶叶贸易的发展,使许多美国人因经营茶叶而成为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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