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武夷之在闽，殆与岱宗之在鲁，太华之在秦，嵩少之在豫，岣嵝之在荆，峨嵋之在蜀，天台、雁荡之在浙，黄山、白岳之在徽，罗浮之在粤左，匡阜之在西江，同为一方之表镇而群山之眉目也。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原序》在《武夷山志》开篇的原序中，董天工将武夷山与天下诸多名山类比，称其为“一方之表镇而群山之眉目”。他又进一步设问：有佛乎？曰：“有。”有仙乎？曰：“有。”天地间无独必有对，有吾儒必有二氏。吾儒阳而二氏阴。阳悬象于天，阴成形于地。
据史料记载，董天工为武夷山曹墩人，清乾隆间拔贡，曾任福建宁德、河北新化县司铎，山东观城县知县。从其身份属性来看，乃是封建王朝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因而在其整理编辑的《武夷山志》中，代表着封建正统的儒学，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王朝国家认可和扶持的释家和道家，都获得了相应的位置，这事实上也是为武夷山“为一方之表镇”找到了相应的文化表述。而在武夷山当地，民间则流传着众多神仙人物的传说，如彭祖、皇太姥、武夷君、刘少公、十三仙、(孔、庄、叶)三女仙、葛真人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彭祖。相传彭祖曾隐居于此地，并与其两个儿子长子武、次子夷一起开发闽北山区，这也是关于武夷山名称由来的影响最广的传说。作为一部包罗万象、内容芜杂的志书，董天工广泛收集了当地的诸多民间传说与神仙列传，《方外》中对彭祖有如下记载：
彭祖姓錢名铿，相传古陆终氏第三子也，亦谓之中黄君。传称其尝进雉羹于尧，尧封之彭城，故称彭祖。又有日商贤大夫，即所谓老彭，隐居是山，善养生术，寿七百七十七岁。子二：曰武日夷，同居于此。或日山因是得名。
佃在汶一段记载后面，董天工紧接着又加了一段自己的评述：
彭祖之事，幻妄不经。灵均《天问》所云：“彭铿斟雉帝何享？寿命永多夫长？正以其事为不足凭。后世尚奇，反口拾而为《列仙传》，谬矣!其传中六十七妻等事，尤不雅驯。
《武夷山志》作为一个文本，经过了当地文人(董天工及山志中收录的诸多文赋的作者)的搜集、裁剪、资料选择与编排书写，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功能与目的之社会记忆。最后，因为这些功能和目的，它在社会权力支持下被保存及流传。在文本的选材、制造和利用、保存的过程中，都蕴含着文本作者与读者在其时代和社会背景中的相关情感与意图。因此，作为《武夷山志》中记载的一种传说，彭祖之重要意义在于以“彭祖”这一既在中国神话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又具有明确的地域标志的文化符号，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建构和凝聚了当地人的认同。
另据武夷山市《平川彭氏家谱》记载，彭祖“因慕闽地不死国，遂挂冠辟谷，隐于荆南山，生二子，长日武，次日夷，兄弟开辟荆南山，相传五十余乡，子孙世居焉，故俗呼荆南山为武夷山”。
除了彭祖之外，当地另一位影响较大的神话人物为武夷君。董天工同样也将其收录进了《方外》的“列仙”中：
相传昔有神仙降山中，自称武夷君，受上帝命-，统录群仙，授馆于此；汉武帝时谴使祀之。宋绍圣三年，祷雨获应，现相云中，封显道真人。元符元年进封真君，端平元年加封显道真人。元符元年进封显道普利，嘉熙元年又加冲云字云。
清董天工所著之《武夷山志》乃是在历代山志的基础上修编而来，文本中几处不同的地方均保留有历代山志中关于“武夷君”的记载，其内容基本相同。如下文：
按《神仙传•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山，曰：‘予武夷君矣，统录地仙，受馆于此。’”后人因名曰武夷。
在武夷山流传的民间传说中，当地人也将武夷君视为彭祖的两个儿子。“相传长寿之神彭祖(筏铿)隐居于此，与两个儿子彭武、彭夷开发蛮荒大山，后人称其定居之地为武夷山，把二兄弟神化为武夷君。”
上述几段文字记载的史料与笔者在当地听到的口述传说基本一致，这是一种典型的“英雄祖先历史”。事实上，以不同凡俗的神异叙事来记载英雄之诞生及其事功，借此强化这个记忆并赋予其神圣性，这是各地对其祖源记忆的一种普遍性策略。然而，“武夷君”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朝廷官方与底层民众的积极互动。通过朝廷的祭祀与加封，传说中虚无缥缈的神异祖先在现实的官方神系中获得了相应的地位，由此神异性权威与科层制权威重叠交加，使武夷君同时具备了官方神与民间神的双重身份。因此，无论是在地方知识精英的文化表述中，还是在当地乡民的口述传说中，彭祖或武夷君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从另一方面来看，汉武帝刘彻派遣使者到武夷山，用干鱼祭祀武夷君的行为，其实也是对地方文化符号的利用，以达到㈠怀柔”的目的。此后，汉朝廷将这一带区域隶属会稽郡。另外，从武夷山所处地理位置来看，闽北山区处于帝国的东南边缘，远离中原文化中心。
福建境内的最早居民及开发闽北山区的先驱为闽越族人，而非中原汉人，汉人是在东汉末年才逐渐迁人闽地的。因此，通过“彭祖”和“武夷君”徙边的叙事，并利用官方的封祀将其纳入帝国神祈体系内，事实上是要将闽北山区包括在中原正统的“炎黄子孙”这一国族范围之内。但这种对正统血缘的隐喻，也正说明了闽北处于帝国边缘的模糊地位。
宋朝文人苏轼在其《叶嘉传》中，以拟人手法描写武夷茶，其中也.提到了武夷茶进贡和汉帝品饮武夷茶的情景。
叶嘉，闽人也，其先处上谷。曾祖茂先，养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焉。尝日：吾植功种德，不为时采，然遗香后世，吾子不必盛于中士，当饮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孙遂为郝源民……方汉帝嗜阅经史时，建安人为谒者侍上。上读其行录而善之。日：吾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日：臣邑人叶嘉，风味恬淡，清白可爱，颇负其名，有济世之才，虽羽知犹未详也。上惊，敕建安太守召嘉，给传遣诣京师，郡守始令采访嘉所在。命赍书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叶先生方闭门制作，研味经史，志图挺立，必不屑进，未可促之。亲至山中，为之劝驾，始行登车。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质异常，矫然有龙凤之姿，后当大贵。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见之日：吾久饫卿名，但未知其实耳，我其试哉。因顾谓侍臣日：视嘉容貌如铁，资质刚劲，难以遽用，必挺提顿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嵁斧在前，鼎镬在后，将以烹子，子视之如何？嘉勃然吐气日：臣山薮猥士，幸惟陛下采择至此，可以利主虽粉身碎骨，臣不辞也。上笑，命以名曹处之，又加枢要之务焉，因诫小黄门监之。有顷报日：嘉之所为，犹若粗竦然。上日：吾知其才，第以独学，未经师耳。嘉为之屑就师，顷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勒御史欧阳高、金紫光禄大夫郑当时、甘泉侯陈平三人，与之同事。
这篇文章亦真亦幻，人与茶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究竟是在写茶还是在写人』苏轼把武夷茶取名为叶嘉，寓意“叶子嘉美”，并写道叶嘉的祖上“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焉”。汉帝得知武夷山有好茶，即令建州太守搜寻并将之纳为贡品。汉帝见到叶嘉，非常高兴，
日：“吾久饫卿名，但未知其实耳，我其试哉。”并有意试探叶嘉，要用当时的饮茶之法将叶嘉放进锅里煮。叶嘉入朝后，虽然遭到一些嫉妒、攻击，但汉帝品之，深感其佳。“朝廷宾客，遇会宴亭，未始不推于嘉。”事实上，将武夷茶拟人的写法，最早见于唐朝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在此文中，孙樵称武夷茶为“晚甘侯”：
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派兵消灭闽越国，焚闽越国都城(今武夷山城村尚存遗址)，迁军民于江淮之间；后又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祀武夷君用乾鱼”，借以安抚当地民众。南唐李后主曾派官员专程到建安设立供皇帝享用的龙焙，于是建安有了龙焙的专焙。
从闽北山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史的视角来看，汉朝是闽北山区经济开发的一个转折点。虽然早在秦统一中国时，武夷山已被纳入闽中郡的管辖范围，但这并不表明福建已经进入与中原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至汉武帝时，仍“以闽越僻外”，诏迁其民于江淮，以虚其地。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不久，逃避迁移的人即返回，继续开发福建的部分地区。比较大规模的开发是在东汉末年——部分汉族移民入闽之后。汉族移民有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带着中原的先进技术、工具，从闽江上游山区进入福建定居，闽北山区成为福建的第一个开发区。
从当地的社区发展史来看，崇安县最初形成雏形是在后唐时期。后唐(923–936)时，现属武夷山市的区域原归建州建阳县管辖。官至左千牛卫上将军的邑人彭迁归隐后，召集乡人在现名为崇阳溪以东的潺口开荒垦田，凿湖筑坡，凡90处，灌田2000余顷，命名为新丰乡。这是崇安县最早的建筑雏形。为此，新丰乡现仍为崇安县的民间泛称。
宋至道年间(995–997)，开始建县署于营岭(现城关的中心区)。咸平元年(998)，建阳的上梅、下梅、会仙、将村、周村等六里划归崇安。元丰五年(1082)，建阳的从政、籍溪、五夫、建平、丰阳、节和、长平等七里又划进崇安县境范围之内。此时，连同城关的四隅里、南乡的黄柏里和西北乡的石雄里、吴屯里、石臼里、大浑里，共计19个里，形成当时崇安县的全部境域，一直沿袭到清代。
由此可见，从汉到宋的一千多年间，正是闽北山区由地处帝国边缘的荒僻之地逐步被开发并纳入到中央王朝金字塔式的统辖系统内的一段历史。在这一时期，中原移民不断迁入闽北山区，与当地闽越族人杂居，也将中原的生产技术、文化、礼教观念等带到了闽北山区。
在中原文化进入闽北地区这一历史过程中，当地特产武夷茶也由一种生长于僻远之地的“生茶”经由历代文人的“书写”而逐步转化为“熟茶”。武夷茶由“生茶”到“熟茶”的转化过程，同时也是历代中央政权不断扩张其控制范围，不断将帝国边陲“文而化之”的过程。
苏轼曾在另一首《荔枝叹》中写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苏轼在诗后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日：“君谟士人也。何至做此事!”按据山志注：“王明府梓日：考建安北苑设官焙自唐历宋，皆不涉武夷，以此山地隘，所产本无多也。初贡武夷者为平章高兴，而旧志云自蔡襄始矣，冤矣!”大小龙团为宋朝时贡茶，官焙设在建瓯，因此一般大小龙团与武夷茶并无多大关系。
武夷茶人贡史实，见《武夷山志》御茶园之设，载之甚详。“元至元十六年，浙江省平章高兴武夷，制石乳数斤人献。十九年，乃令县官莅之，岁贡茶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兴之子久住为邵武路总管，就近至武夷督造贡茶。明年创造焙局，称为御茶园。”
布迪厄在他的实践理论中指出，自从王朝国家(dynasticstate)的建立以来，就发生了一个长期的不同种类的权力或者说资本的集中化过程。这一过程首先导致公共权威的私人垄断(即由国王垄断)，同时，国王垄断的这一公共权威外在于并优越于所有其他私人权威(地主、市民阶层的权威)。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此一特征尤其明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作为“天子”掌握着一切公共资源，统治着他的臣民，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进贡给皇帝的贡品则集中体现了皇帝的垄断权威。向中央王朝进贡地方土特产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传统。所谓“土特”，即是能代表一方特色，为当地所独有，且质量上乘、技艺精湛。常见的作为贡品的土特产包括人参、茶叶、马匹、丝绸、瓷器等。各级地方进贡的贡品，是地方的荣耀和地方官的政绩表现。倘若贡品受到皇帝的青睐，督办此贡品的官员则极有可能得到提升。正是在这样的利益诱惑下，崇安县(武夷山)的地方官员将本地的土特产品武夷茶，作为本人的政绩展示和可能获得的晋升的资本，向朝廷进贡——虽然当地文人“至今谈及，辄称丁、蔡，君子举动可不慎欤!”事实上，这样做对地方官员本身没有一点损失和危险，而一旦成功，他们将有可能在每年的征收贡品中获得更大的利益。通过进贡，武夷茶也由一种地方性的土特产成为一种超越地方性的国家资源，崇安县也由处于帝国东南边缘的一个县城治所，而与中央王朝发生了直接联系。
明清两朝，崇安县的建制仍沿袭宋制。
民国初期，崇安县曾先后隶属于北路道和建安道。民国十二至二十一年，崇安县直接隶属于福建省。后分别隶属于福建省第十行政督察区和第三行政督察区。民国十九年五月至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在全境绝大部分地区行使权力，隶属于闽赣省(之前为赣东北省、闽浙赣省)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
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建阳的崇文、上里，包括城村、大渚、井前、杨厝等地划归崇安四区的文仙乡。次年1月，县属的四区星村镇黎源乡与建阳长坪接壤的施家坪及源头一带(面积约288亩)，划归建阳。1954年8月，崇安四区的澄溪划入建阳。1957年2月，五夫区白水乡西坑村划人浦城。同年9月，浦城的樟树、甸坑、茶秀、东坑、碗厂划归崇安县。
崇安县自北宋设县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建制隶属沿革如表1.1所示。
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