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在中国近现代茶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些平凡的茶人，身处乱世，却心怀忧国，默默地做着最平凡的事，用自己生命之笔，挥毫了一首恢弘壮阔的中国茶业现代史诗。时光如流水般易逝，有些人和事也很容易被人淡忘。但是，他们，一个个时代的先驱者，却未曾走出人们的记忆，始终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里。他们就是吴觉农、王泽农、陈椽、庄晚芳、胡浩川、方翰周、冯绍裘、李联标、蒋芸生，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中列出的“20世纪十大茶人”中已故的9名。
梅子黄时雨纷纷，梨花风起正清明。在这布满思情愁绪的日子里，沏一杯淡淡的清茶，满溢着无尽的思念，敬奉长眠的故人。
吴觉农（1897—1989）:茶农的朋友
爷爷从小就在田里、在菜园里劳动。他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农民在20世纪初的生活。在他的一生里，他从没有忘记在他小的时候，看到立在县衙前的“站笼”，那是用来对“大多是缴不起租税的农民”施酷刑的工具。夜深人静时，爷爷可以听见“惨不忍闻的哀号悲泣之声”。
上世纪20年代中期，爷爷在安徽农校教书时，学校发不出工资，他就与当时共事的老师朱凤美、佘小松去安徽乡间做社会调查，写出了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希望政府能够了解农民的生活和辛苦。
在上世纪30年代，他在商检局工作，从在祁门成立合作社到以后搞统购统销，他工作的目的是去改进茶叶生产和制造的过程，减少中间商的剥削，保护最底层茶农的利益。
上世纪40年代，在武夷山，他与其他茶叶工作者一道，帮助茶农改进品种，提高产量，与那里的茶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每次去外地疗养或参观，爷爷总是要到附近的茶厂去看看，去访问茶农。有农业部和贸易部的朋友来看他，他就与他们讲茶叶生产，但更多的是嘱咐他们不要与茶农讨价还价，要给茶农多一点利润。高粼溢、熊森和钱粱伯伯都曾听到过爷爷对他们说，不要去压茶农的价。
1982年，爷爷在庐山疗养，爷爷无心欣赏如画的景色，却马上和他认识的江西主管农业的人见面，联系去看庐山的茶场。随行照顾爷爷的表弟第一次去茶厂，茶农之贫穷、制茶工具之简陋，使他深感震撼。爷爷说，他从事茶业60年了，但茶农的生活没有多少改善。讲到这里，爷爷眼含泪光。
1976年的新年前，我正在顺义张喜庄阎家营插队。队里需要买马和骡子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但没有现金。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爷爷。在我离开家回村的早上，爷爷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桌子上是两个牛皮纸的大信封，他说里面是他从银行为我取的钱，每包1万元。当我捧着沉甸甸的一书包钱急冲冲来到队长家时，看到的是队长目瞪口呆的脸。他赶快找来了队里的会计给我开了一张手写的借条，他和会计在上面签了字，那是一张薄薄的小纸片。夏收之前，队里还了一半钱，秋收后，队里还了另一半。
那时，我只是一个17岁的下乡学生，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爷爷借给我所在生产队那么多钱的心情。现在想来，在爷爷的眼里，我不过是他的小孙女，他与我所在生产队的农民素不相识，但他理解春耕农忙需要骡马的急切。后来，读了他的文摘，了解了爷爷的一生，我才懂得爷爷为什么会那么关心和信任我劳动过的生产队和那里的农民。因为，在他的一生里，他把自己当成了农民中的一员。爷爷对农民的感情是非常真挚、深厚的。他写了许多文章都是在为他们呼吁。“农民是最苦的，也没有人替他们讲话。是无声的，没有发言人。”爷爷就是他们的发言人。
王泽农（1907— 1999）：茶叶生化创始人
1982年9月，我进入安徽农学院茶业系茶叶专业读书。在模糊的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王泽农先生是在入学不久的开学典礼上，后来，在我毕业留校工作后，对先生的了解才逐渐多起来。遗憾的是，尽管先生与陈椽先生是中国茶学界仅有的两名终身在职教授，但在我上学时，两位先生都已年逾古稀了，都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只给研究生授课，因而失去聆听两位先生教诲的机会。平时，我们见到两位先生的机会也很少，不过，在每年6月底，茶业系毕业生在拍摄毕业合影照的时候，就一定能够见到笑容满面的两位先生。
同吴觉农先生立志为振兴中国农业改名“觉农”一样，先生改名为“泽农”。他一生学农、事农，北平农业大学肄业，上海劳动大学毕业。1933年至1938年，在比利时颖布露国家农学院和农业试验场留学和工作。参与筹建复旦大学农学院、江西农业专科学校、福建崇安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并于1946年后执教复旦大学农学院、安徽大学农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农业大学，为中国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奉献出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在比利时，先生从事农业化学以及植物生理和生物化学的研究，这为他回国后创建我国茶叶生物化学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早期讲授《茶叶化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讲授《茶叶生物化学》。他编译的《关于茶叶生物化学的研究》，编著的《茶叶生化原理》，主编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茶叶生物化学》，是我国茶叶生化的开山之作，为我国茶叶生物化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8年10月，在王泽农和陈椽两位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安徽农业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暨铜像揭幕仪式。如今，每当走进茶业楼，面对两位先生的半身铜像，令我肃然起敬！两位先生是茶人的楷模，我们永远的导师！
陈椽（1908 ～ 1999）：著作等身的茶学宗师
陈椽与王泽农两位先生，是中国茶界天空耀眼的双子星座。两位先生的学术路向各有侧重，王泽农先生的主要成就在茶叶生物化学，走的是专精之路，陈椽先生的成就涉及茶业科学的多方面，走的是宽博之路。
陈椽先生1934年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即投身茶业，1940年赴浙江英士大学农学院任教，讲授茶学，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高校茶学教材《茶作学讲义》。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在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任教，编著了《茶叶制造学》、《制茶管理》、《茶叶检验》、《茶树栽培学》等４部教材。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茶叶专修科、茶业系主任，主编《制茶学》、《茶叶检验学》等6部大学教材，出版《制茶技术理论》、《茶业通史》7部等著作，此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合计共1000多万字。先生是古今中外撰著茶学论著最多的茶人，为现代茶学教育和科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椽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哪怕是素昧平生的人来访、来函他都能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热情地给予指导和帮助，也不以来访者、来函者身份的高低、年龄的大小而区别对待。先生诲人不倦，对学生循循善诱，耐心指教，所以，不论是在校的学生，还是已毕业工作的学生，总喜欢登门求教。
陈椽先生书房的面积不足10平方米，既是工作之所，也是待客之所，今天看来显得有些简陋。但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就在这间小房子里，先生常年伏案写作，笔耕不辍，撰写出了一系列不朽的茶学著作和论文，提出许多创新的观点和学说，如制茶的变色学说，“六大茶类”的茶叶分类理论，论证云南是茶树的原产地等。
陈椽和王泽农两位先生离开我们也有十多年了，两位先生满头白发、带着眼镜的慈祥面容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庄晚芳（1908—1996）：中国现代茶树栽培学奠基人
“庄公志愈健，黄花晚更芳。”这是一位诗人在庄晚芳执教50周年时写的赞颂诗句。它巧妙地把庄老的名字镶嵌在诗中，也道出了庄老全身心投入中国茶业科教事业的一生。
出生于福建惠安的庄晚芳，自幼家境贫寒，但他人穷志不穷，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央大学农学院。4年后，他被介绍到安徽祁门茶叶改良场工作，和练习生、茶工们一起生活，他对茶叶研究的兴趣也由此萌生。1938年，他在福建省福安农校讲授茶叶课，由此便开始了他茶业科教的生涯。
建国后，他曾先后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安徽农学院、华中农学院和浙江农业大学任教。经他培养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以及前苏联和越南留学生约有2000余人。1965年，他首次培养茶学研究生，成为我国茶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在他的任教生涯中，他编写和撰写了《茶树栽培学》、《茶作学》、《茶树生物学》、《茶树生理》、《中国名茶》、《中国茶史散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和论文，尤其是《茶作学》、《茶树生物学》和《茶树生理》堪称我国现代茶树栽培学的经典。
庄老还非常重视中国茶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讲授茶文化课过程中，都特别强调饮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并在1989年精辟地概括出了“中国茶德”，将中国现代茶文化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廉，廉俭育德；美，美真康乐；和，和诚处世；敬，敬爱为人。综观他的一生，便是以身作则、无时无刻地都在践行着“中国茶德”的一生，他呕心沥血地为中国茶业培养了大量的现代科技人才，为中国现代茶叶栽培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中国茶业发展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胡浩川（1896—1972）：多才多艺的茶叶大师
胡浩川先生是中国最早一批赴国外学习茶叶技术的留学生之一。他1920年在安徽省第一茶务讲习所结业后，旋即于1921年赴日本静冈县农事试验场学习茶叶技术，1924年学成回国。1934年至1949年，一直担任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期间，1941年10月至1943年5月，受聘复旦大学茶叶组教授、茶叶专修科主任、茶叶研究室主任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茶业公司、中国茶叶出口公司、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茶叶总技师。
胡浩川先生与吴觉农先生两人年龄相仿，有着相似的工作学习经历。两人都曾赴日本留学学习茶叶技术，先后在安徽芜湖省立第二农校任教员，曾同在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两人合著《祁门茶叶复兴计划》、《中国茶业复兴计划》。胡浩川先生继吴觉农先生之后，担任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第二任主任。吴觉农先生曾任祁门茶叶改良场秘书、中国茶业公司总经理。两人长期并肩奋斗，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中华茶业的振兴，为中国现代茶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吴觉农先生被誉为“当代茶圣”，而茶界同仁尊称胡浩川先生为“茶叶大师”。
胡浩川先生22岁之前在家乡的私塾读书，接受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从事茶叶技术工作之余，博览群书。因此，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方言、民歌、《诗经》、诸子学有较深的研究，还能写诗、编剧。1937年，他编写了一部戏剧《祁门红茶》，从茶树种植开始，述说了祁红采摘、初制、精制的整个过程。当时只完成了剧本创作，并没能排演。1949年10月间，为庆祝祁门县解放，于是将《祁门红茶》剧本改编成六幕采茶戏《天下的红茶数祁门》，进行排练并正式上演，引起强烈反响。
胡浩川先生逝世快近40年了，但人们却不会忘记他在中国茶业科技、教育、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茶人们永远怀念“胡大师”。
方瀚周（1902—1966）：现代制茶工业先驱者
在实行茶叶统购统销的时代里，一套标准就是全国范围内某种茶叶品质与定价的衡量法则。如今，这些标准虽然正在时光的河流中渐渐地被冲淡，取而代之是人们“冷暖自知”的个性化审评，但是在国有茶企的档案室中、曾经是国企的厂史陈列室中依然保留着它们泛黄的“容颜”。它们凝结着制定者们的智慧与心血，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透过轻朴实的文字，时光仿佛又流回了80年前，看到一个的年轻人在审评室里一边专著地啜吸着杯中的茶，一边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他便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子方翰周，他曾为中国现代制茶工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20年，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有志青年一样，带着伟大的梦想和炽热的爱国心，他来到日本留学，攻读制茶技术，时刻想着学成后救国报国。1923年，他学有所成回国，先后在上海、汉口、青岛等地商检局技正，负责出口茶叶的质量检验。
此后，他不断地响应号召，过着“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式的辗转生活。他在江西的5年时间里，在 “宁红”产区修水县和“婺绿”产区婺源县创建了茶叶改良场，并且在江西省茶叶公司任职时，筹建了一批实验茶厂和茶场。在些茶厂和茶场中，有的至今还在江西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他又从江西调往武汉，参加筹建中南区茶叶公司以及各省、市茶叶公司。从1950年调到北京开始，他都在茶叶商检战线上坚持不懈地奉献着，直到他走完人生的旅途。总之，他每到一处，就会给那里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茶场里蓬勃生长的茶芽、茶厂里不停运转的茶机，茶盘里各类等级分明的茶叶，还有收购站里高高悬挂的茶叶标准和茶厂里张贴的管理制度，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冯绍裘（1900—1987）：滇红之父
湘水苍茫，湘江浪涌，初秋的季节，湘江岸头伫立着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他就是刚从河北省保定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的冯绍裘。他满怀报国之志，却因为政局动荡，战事不断而四处碰壁，满腔的热血几乎化成了一盆冰水。
时称茶界四大巨子之一的胡浩川是一个奖掖后生善识千里马的伯乐，在阅读完冯绍裘写的茶叶制造，茶叶栽培讲稿后，起身拍案叫绝，他放下工作，直奔江西修水实验茶场。他要亲自会会茶叶中崭露头角的冯绍裘。
1933年秋，两代茶人在江西修水会面了。他们彻夜长谈，两颗为茶叶事业奋斗的心得到了彻夜的沟通，从此他俩以茶会友喜结茶缘的佳话传遍了茶界，成为后人的一段美谈。
汽笛一声长鸣，载着冯绍裘的列车向北奔驰。这次他是应胡浩川先生的邀请到安徽祈门茶叶改良场工作。在祈门茶场工作期间，冯绍裘成功解决了茶水发乌、红茶不红等技术难题，并一反过去夏茶不做红茶的惯例，正是炎炎的夏日，祁门茶叶改良场却是一派繁忙景象。从茶叶的采摘、萎凋、发酵到制造，冯绍裘一一把关，很快由他试制出的祁门红茶不但叶底红匀，汤色红艳，而且浓度、亮度实现了他的预期目的。祁红第一批30担茶在上海试销，被抢购一空。冯绍裘的名字在茶界被传扬开来，成了华茶机制类红茶的代名词。
1937年“七·七事变”一声炮响，祁门茶叶改良场被迫宣布解散。
遵照吴觉农先生的安排，冯绍裘被派往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谷花茶在凤山茶园郁郁葱葱长得着实可爱的时候，举家南迁的冯绍裘风尘仆仆地来到顺宁城。时任顺宁实业局局长的周茂堂是一个有志振兴乡里经济的实干家，冯绍裘向周茂堂讲明来顺宁的意图后，两人一拍即合，第二天就开始以凤山茶试制顺宁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红茶和绿茶。冯绍裘深知在茶史上云南大叶种从来没有过标准的红绿茶，如果试制失败自己不远万里的辛劳将化为乌有，同时在顺宁也无法立足。冯绍裘、周茂堂亲自来到茶园采摘鲜叶，每一道工序一丝不苟。结果令人十分欣喜，开汤一看，一红一绿，宛如一金一银，冯绍裘竖起大姆指大声喊：“上乘、上乘”！余兴未消的他首先想到的是，这呱呱坠地的“孩子”应给它起个名，而后让它顺利地成长壮大起来，于是冯绍裘与周茂堂等人商议，试制出的茶叶很能代表云南茶叶的特点，又兼有其它红绿茶的品味。样品寄到了缪云台先生的手里，缪先生建议更名“滇红”、“滇绿”。至此“滇红”、“滇绿”长盛不衰，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享誉极高的名茶。
冯绍裘遍访乡绅，广结朋友，顺宁城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人们给他赠了个外号“老湖南”。1939年初春，在冯绍裘、郑鹤春、童衣云、吴国英、周茂堂等人的艰辛努力下，顺宁实验茶厂在顺宁城小北门外鼓山脚旁顺利建成。顺宁地处山区，交通困难，几百里山路只能靠骡马驮运，所以制茶机器设备和物资购运十分困难。为了早日上马，冯绍裘采取土法上马，使用人力手推木质揉茶桶，脚踏烘茶机，竹编烘笼烘茶等办法。
春茶结束，500担滇红终于试制成功，销往香港出口，为抗日战争以茶换军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冯绍裘对华茶的巨大贡献，加之宁红、祁红、宜红四大红茶都凝结着冯绍裘的终生心血，人们称之为“茶叶状元”以喻四大红茶皆出他手。
1987年，冯绍裘先生无疾而终，享年87岁。“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仍然活着。”望着冯绍裘那尊记录历史、昭示后人的铜像。我们感到，冯绍裘的灵魂永远飘荡在滇红故乡的凤庆，成为鼓舞斗志，奖掖后生，凝结着茶文化精神的茶魂。
李联标（1911—1985）：以身事茶五十载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原产地，这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然而，在100多年前，以威廉·乌克斯等为代表西方人士曾错误地认为“茶树非原产于中国”，直到1941年，一名学者在贵州务川县老鹰山岩上首次发现了中国野生乔木型大茶树，并列举了古今大量的文献和线索，指出勃鲁士等人根本性的错误，扶正了中国作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这名学者就是李联标，一名卓绝的茶叶科研工作者。
从1935年大学毕业到1985年谢世，他在中国茶业科技的海洋里整整“遨游”了五十载。5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却是有着厚重的长度。李联标对茶业科研的热爱，都一一被镌刻在了50年的生命年轮上。1935年，24岁的李联标抱着一颗拳拳的报国之心，从南京来到福安，又从开封辗转到成都，再到湄潭，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在湄潭实验茶场开始了艰辛而又漫长的科研之路。
扎实的理论基础、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饱满的科研热情，注定了他科研生涯的不平凡：他让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人论断失去了立足点，让浙江省重点产茶区曾经大面积荒芜的茶园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让中国的茶树资源宝库变得更加地丰实，让稀疏低产的茶园因为密植而更增添了几分丰收的喜悦，让中国茶树栽培技术从此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都是他短暂的人生旅程中一道道耀眼炫目的风景线，也是中国茶业科技史上无法抹灭的印迹。当然，他还是学生们和同事们眼里乐于奉献的良师益友。即使在他垂老之年、抱病之时，依然还是忘我地工作着，不辞辛劳地招收研究生，为培养中国茶业科技的高层次人才发挥余热。
这就是他的一生，奉献给茶业科技的一生，被渲染了希望颜色和浸润了桃李芬芳的一生。他的50年，或许失去了原来的长度，因为在人们心中早已变成永恒。
蒋芸生（1901—1971）：专业学者，育才专家
“蒋芸生”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就是为茶而生的，里面有两个字是和“茶”一样有着相同的部首。也许这样的说法太过牵强，不过40年前那个在病榻上匆匆离去的老人，却以孜孜不倦的追求和诲人不倦的热情，壮丽地书写了茶业科技与教育的辉煌篇章。
1925年，毕业于日本千叶高等园艺学校的蒋芸生回到国内从事茶业教学、科研工作，在浙江、上海、福建等地，他留下的不仅仅是挥洒在讲台上的汗水和印刻着在茶园小径上的深深足迹，还是一些至今还在当地茶业生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技术。在1940年代的第3个年头，日寇的嚣张气焰正疯狂地舔舐着神州，海路交通一度阻塞，茶叶出口也受其荼毒。为了发展茶业为战后恢复生产作准备，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由东南茶业改良总场迁至到福建崇安原示范茶厂后更名而来）所长的吴觉农，聘请蒋芸生担任副所长兼茶树栽培研究组组长。在这个被誉为“茶树品种王国”的丹山碧水之间，他带着科技人员们，足迹遍布了那里的山丘沟壑，而许多原先不知名的茶树品种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它们中的“精英”—“名枞”也因此出现在人工栽培的茶园中。就这样，他在这美丽的闽北茶乡辛勤耕耘了数载。
“啊！蒋先生，1952年秋，您与我首次相见，您亲切的笑容，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您待我如亲子，我敬您如慈父。” 他的学生、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胡建程在百年诞辰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写道。他是一名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受人敬仰的老师。1952年春，他奉命筹建浙江农学院茶叶专修科，亲手制定了一整套招生、教研计划，并在是年秋季招收了首届的茶科学生。如今，他一手创办的茶叶专修科已成长为茶叶学术界的翘楚—浙江大学茶学系，培养出来的茶业英才遍天下，活跃在茶业的各个领域。
姚月明，一生研究岩茶出成果。大学茶学系毕业后，一直扎根岩茶之乡，矢志不渝，终身与岩茶亲密相伴。出版有《武夷岩茶论文集》。他念的是茶，做的是茶，有论文，有成果，是位名副其实的茶叶专家。
他成功地研制出“四锅杀青机”、“联动摇青机”、福建第一台“萎凋槽”，培育出武夷岩茶“北斗”名丛，论文多次获奖。台湾蒋经国晚年病中喝到的武夷岩茶，是他亲自制作加工，并由香港辗转而去的。
张天福，三度入崇安县做岩茶。如今已近“茶寿”(108岁)的茶界“泰斗”，与岩茶缘分极深。25岁时所任场长的福安改良场，为避日本侵略者的侵扰，于1938年奉命迁址于武夷山麓之赤石，1940年改名“福建示范茶厂”，张继任厂长兼茶校校长。1942年示范茶厂被中央茶叶研究所合并，张调福建协和大学任教授。1946年研究所撤销，改农业部崇安茶叶实验场，张又奉命回来任场长，至1950年止。前后的8年时间里，他领导、组织开垦茶园种茶，进行新品种培育、种植，进行茶叶采制试验，设计“9.18”揉茶机等。“近水楼台”的武夷岩茶得以扶持，产量、品质有了提高。
张天福，虽身为场长，却从不摆谱，常深入茶厂、茶山参加制茶。据给其碧石茶厂当过“包头”的周钟祥(2014年10月2日去世，享年98岁)曾对笔者说：“张老板到厂时，会参加做茶，没有架子。每天洗冷水澡，冬天也照样洗。身体好，会武功”。据说1949年他在佛国岩茶厂做茶，下山后才知“城头变幻大王旗”——崇安县城已被解放了。
张老有两句名言：老人要忘了年龄，要把做事作为享受。因为有了这种信念，这位世纪老人总是充满生机，奋进不止。
人们绝不会忘记中国现代茶业发展史曾有这样一位勤恳执著的工作者，现在不会，将来更不会。这正如胡教授所言：“我的心永远离不开您，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