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茶的原产地在武夷山。乌龙茶又称青茶，是一种半发酵茶，它与绿茶、红茶并列为世界三大茶类；与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并列为六大茶类。
像其他茶类一样，乌龙茶诞生的具体时间很难确定。但是能确定的是，乌龙茶应该源远流长，它脱胎于历史上更早的茶类，逐步演化而来。福建自唐开始茶叶生产以来，武夷山一直是全国知名的茶产地，乌龙茶是沿袭武夷茶制法的创新。
考诸历史，关于武夷茶的记载有：
唐代元和年间，孙樵（806—820年）《送茶焦刑部书》：“此徒盖建阳碧水丹山（指武夷山）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徐夤（894—898年）《谢尚书惠蜡面茶》诗：“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可见，唐时武夷茶已作为馈赠珍品，诗中提到研膏、蜡面的制法，说明武夷茶的栽制应早于此时。
宋代范仲淹（989—1052年）《斗茶歌》：“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苏轼（1037—1101年）《咏茶诗》：“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说明宋代武夷茶已成为贡品。
元代大德六年（1302年）武夷九曲溪的第四曲溪边设置御茶园，武夷茶已单独入贡，名声从此日渐扩大。
明代万历年间，崇安（武夷山）贡茶达470.5公斤，约占全国贡茶四分之一。
清代释超全《武夷茶歌》：“景泰年间（1450—1456年）茶久荒，嗣后岩茶亦渐生，……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描述了当时武夷茶法中气候与品质间的关系，以及天然的花香品质特征，这与现在乌龙茶制法相似。1717年任崇安（武夷山）县令的陆廷灿在《续茶经》中引述王草堂的《茶说》：“武夷茶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然后再加炒焙。武夷茶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这些记载与当今乌龙茶制法以及品质三红七绿的要求是相同的。
武夷茶自元至清，一直处于兴盛时期。史籍中留下的可贵记载，说明了乌龙茶制造技术与历史上的武夷茶制作技术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作为乌龙茶发源地的福建武夷茶，对于乌龙茶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什么说乌龙茶起源于武夷山？
乌龙茶源于武夷山，这在中国茶界是基本公认的史实。但是长期以来，在报刊中也偶见不同说法，这其中有的是主观臆解古籍诗文，有的是误把地点与制作人混淆起来，有的则是为本地争誉而杜馔文章。凡此，混淆了视听，搞得业外人士似是而非。
本文就乌龙茶发源于武夷山问题进行进一步佐证，同时就乌龙茶为何会发源于武夷山、乌龙茶制作工艺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它对于茶文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简要阐述。
乌龙茶起源武夷山的记载
关于乌龙茶的起源，清布衣文士王草堂在其《茶说》作了详细记载：“武夷茶采后，以竹筐（当为筛字），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山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红半青。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扌鹿(摇之意)，香气越发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此文被当时(1717－1720年)在崇安县(1989年改名武夷山市，下同)为令的陆廷灿编入其《续茶经》。
对于《茶说》之记载，前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程启坤先生认定该法即为乌龙茶制做工艺，并说“现福建崇安武夷岩茶的制法乃保留了这种乌龙茶传统工艺的特点。”
当代茶界专家、乌龙茶泰斗张天福说：“乌龙茶是世界三大茶类之一，起源于福建崇安武夷山。”并于2002年初挥毫题写“乌龙茶故乡武夷山”，馈赠给笔者。
乌龙茶起源于武夷山的原由
乌龙茶的制作工艺为何会起源于武夷山呢?笔者认为，当是从散茶及松罗茶制作工艺演化而来的。我们知道，无论是最早记载的唐代“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的武夷“晚甘侯”，还是元代四曲皇家御茶园制作的武夷贡品“石乳”，均为蒸青团茶或饼茶。由于团、饼茶经蒸捣不能很好地保持茶叶的自然风味，且制做、饮用程序繁冗，既不能满足世人品饮的要求，又影响茶叶发展。因此，明洪武年间，朝廷颁令罢龙团，改制散茶。此当是绿茶，其制作工艺较之团、饼茶有了大简化，只要经过杀青——揉捻——干燥。但散茶茶青采摘细嫩尖小，不经萎凋，主要工序在杀青，即将茶叶放入红锅热炒，用以蒸发水份，破坏酶的活性，产生香气，虽然保持茶叶自然真味，但缺乏熟香浓醇。
尔后，崇安令招黄山僧来制松罗茶(此茶约起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它较散茶香高味浓，遂仿之。松罗茶与散茶存异之处，明代闻龙《茶笺》载：“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香、味俱减”。“炒起当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干入焙”。
松罗制法是个大进步。但由于缺于做青，叶片内含物没有适度转化，无法使香气、滋味发展。明人张大复谓之“有性而无韵”。周亮工(1612－1672)在《闽小记》中载之曰：“经旬月则赤紫如故”。时人为了克服以上弊病，即摸索进行做青，目的使茶青叶片部分发酵，后炒焙之，这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验，才得以成功的，其中也有它的偶然发现。
关于乌龙茶制做工艺的形成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传说清朝年间，有一队官兵经过武夷山，当时正值采制季节，厂主及工人们仓惶躲避，士兵们就睡于茶青之上。官兵走后，厂主见茶青已变软，部分边缘发红，痛心不已。无奈之下，将其炒、揉、焙，结果意想不到其茶不但香高、味厚，而且比之松罗茶更无苦涩。笔者认为，士兵们在茶青上睡觉时压迫、滚动，这种无意识的简单“做青”，却起到了部分发酵的效果，真是“歪打正着”。厂主、茶师们喜出望外，逐渐揣摩而为之，终于摸索出乌龙茶的制作工艺，这当然是初级阶段的乌龙茶。有人将此引证为红茶起源，笔者认为欠妥。因为红茶主要在揉捻后发酵，而乌龙茶是在炒揉之前发酵，士兵不可能睡在粘乎乎的红茶茶胚上。
这种偶然的巧合是有它的前因的。姚月明等茶叶专家和老茶农推测认为：由于别于丘陵地带，武夷山中茶山分布于峰岩之中，很是分散，且离茶厂较远，采茶时要各山跑动，茶青在茶篮中震动、斯磨，且加之在挑青茶篓中压放时间较长，必然会变软、红边，大晴天更为严重。由于这种状况下制出的散茶缺乏青绿，制出的松罗虽“色香亦具足”但“经旬月，则赤紫如故。”僧道茶师们企图易之技法，但“转辗相效，旧态毕露”(周亮工《闽小记》)，苦于不得新法。而清兵睡压过的发酵的茶青，制出的干茶刚好顺应和发展往日所采的茶青少量红边、发酵的特点，因此茶师们便改弦更张，采用半发酵法制做武夷茶，这是工艺上的大改进。
由于有了这种正确的开端，尔后经过长期的逐步完善为晒(雨天则烘)、摇、抖、撞、凉、围、堆等做青手法，并据情况“看青做青”、“看天做青”，力求水分挥发恰好，叶片发酵适度，香气发越即炒、揉、焙之，形成了乌龙茶制作完整工艺。
乌龙茶的制作工艺，比之绿、红茶更为繁复，且做青达十几个小时之长，要求茶师们力具匠心。其独特工艺造就出武夷岩茶具备“香清甘活”、滋味醇厚的独特岩韵，因此，乌龙茶制做工艺的形成，是武夷山的一大贡献。自此武夷岩茶及其制作工艺“由武夷传到建瓯、安溪各地，并传入台湾。”因此，“溪茶遂仿岩茶样”，引得“郑世报父子引进、种制武夷水仙于永春”，形成“武夷苗裔台湾茶”。
王草堂其人简介
对于乌龙茶问世的记证人王草堂(名复礼)，过去很少见诸介绍，其实王是位富寓学识的文人。据方留章等查证及山志载记，王草堂，浙江钱塘人，是明代王阳明(谥号文成公)的六世裔，系布衣文士，一生主要从事修志著文。清代康熙戍子四十七年(1708年)夏，67岁的王草堂受福建制台、抚台的聘请来闽，寓居武夷。为继承先祖阳明先生的遗愿，在大王峰麓重建“武夷山庄”，三年始成。后一直隐居于此，著文修志，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1708－1720年)崇安令，终老于武夷。
王草堂在武夷山隐居十多年之久，对此地倾注深情，赞言此地“真堪娱老忘归”。其留下了珍贵的《武夷山九曲志》和诗文，特别是他记叙并留存于今的乌龙茶起源文章至为珍贵，不但充分肯定了武夷山在茶史上的地位，而且还避免了乌龙茶发源地纷争，当受今人缅怀。
闽南人的作用
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形成，闽南人起了重要作用。明朝灭亡，清人入关。一些明代遗民入山隐居，或削发遁世，以消极行径来对抗清政。其时风景秀丽，且远离都市的武夷山便成了隐者、释家的向往胜地。加之山中盛产岩茶，释家以茶参禅，以茶为产；隐者品茶消闲，品茶为乐。武夷岩茶便成了山中主要农产和商品，倍受青睐。《县志》和《山志》载：“武夷山向为羽流栖息之所。清初闽南教徒始入修持，嗣是玉华、清源、碧石寺相继以兴，天心永乐禅寺至有释教徒一百余人。是时，百二十里山中大小寺庵院有五十多处，几乎无山不庵，山僧多为闽南人。”主要的有同安籍的释超全，漳浦籍僧衍操、释超位、铁华上人，龙溪籍的僧如疾、释超煌、道桓、明智，晋江籍的兴觉、真炽，泉州籍净清，漳州籍的性坦等。本来“茶和寺院佛教有着深远的关系”，在武夷山尤为明显，因为该山中几无农田。僧人便茶为主产，以茶为生；念经参禅，以茶解困；消闲待客，赏茶为乐。这种珍品自然由僧人传到闽南家乡，很快地引来了闽南商贾前来经营岩茶。时山中茶厂大部分系闽南茶商所有，成品茶则运往闽南、潮汕及海外销售。为此，释超全《安溪茶歌》有“迩来武夷漳人制”之句。有人将制作人与发源地点、制作工艺混淆起来，大概是误解了此意。
闽南人进入武夷山，参与制作、发展乌龙茶还有另一途径。武夷茶早年往北“茶马互市”，特别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把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唯一口岸后，武夷茶均过分水关到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时为水运重要码头)，再行包装或烘焙，载船由信江达鄱阳湖转赣江南下往广州。由于明、清时福建实行过海禁，大量福建沿海农民迁往江西之铅山、上饶。《铅山县志》载：其处(指铅山县)向为福建人迁徒移居之地，仅明、清两代福建移至此的移民新建村落达523处(注：移民单独建村而居)，占所迁入的外省人新建村落598处的87％，其中不乏闽南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河口茶行多达48家”，“当时河口制茶技术较高，在全国茶叶行内都有一定地位。武夷茶的主要产品福建崇安县的制茶师，大多聘自河口。”据1985年《上饶县地名志》载：全县35个公社、场几乎都是福建移民，其中与铅山县邻近的南部为多。迁入者多为泉、漳、汀州、泉州、永春、南安、莆田等县。有的由于搞不清原籍州、县，只标明“下四府”(注：当时福建的南部的四个府)。如与铅山县毗邻的大地公社，85个自然村，就有29个是闽南移民所建；高泉垦殖场25个自然村，就有15个全系永春移民所建。以上移民时间大多在清康熙年间，迟的下抵清光绪末年，早的上至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这些“下府人”之移民与闽南茶商、僧人语言相通，自然优先被雇用，有的还被聘到武夷当包头、茶师。久之，一些人便在武夷山安家，所以至今武夷天心岩茶村、村民大多为闽南后裔。闽南僧人、茶商与当地山民为共同创制、发展武夷岩茶做出了贡献，这是应当肯定的。
持“乌龙茶发源于闽南”观点者，则认为闽南人先迁武夷山，后转迁铅山和上饶县。这与闽南移民始迁于明代早期，早于乌龙茶工艺形成时间、且迁到铅山县和上饶县人数及居住区域大大超过武夷山天心岩茶村人数和区域的事实。另从当今天心村民的族谱及口述，都说明“下四府人”是先迁江西上饶铅山，后再移居武夷山。
乌龙茶对茶文化的影响
乌龙茶的问世，给茶叶增添了一个新类型，系一大飞跃。由于它兼具绿茶之清芬、红茶之甘醇，备受世人赞赏。特别是在武夷山独特自然环境中生长出的茶叶制成的乌龙茶（专称武夷岩茶），更是醇厚幽远、独具岩韵，饮者青睐。并成出口贸易的重要产品。
乌龙茶的创制成功，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内函，茶书上的武夷岩茶诗词文赋屡见不鲜，赞声不绝。特别在品茗艺术上大有发展，所谓的功夫茶当源自于斯，并非妄言，有文佐证。清代才子袁枚丙午（1786年）游武夷山“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清悦性”。由于武夷岩茶品质优异，在武夷山为僧管山、制茶及经营武夷岩茶的“下府人”（即闽之下四府）人，便将武夷岩茶及品茶文化传至闽南。加之闽南海陆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人民生活优于闽北，因而品饮武夷岩茶便成了他们体面高雅的赏心悦事。时告老还乡的宰相兼太子太保蔡新（漳浦人）吟有“食武夷，看金鱼”之句。清《龙溪县志》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以五月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王官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有的甚至“薪必以橄榄之核”，到了玄乎其玄地步。此等侈奢饮风，致使有的瘾君子倾家荡产。这种品茗风尚，很快传到临近的潮汕，当地士人郑重其事，增繁添序，冠以“潮汕工夫茶”雅名。陈镜雄等《潮汕工夫茶话》有文戏茶癖“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并称茶主要来自闽省。据福建茶叶专家庄任考证：“工夫茶指最初所用茶叶多尚武夷，源自武夷传统茶名”之品饮方法。与此同时，闽南、潮汕、广州三邦竞相经营武夷岩茶。清中至民国间，武夷山麓的下梅街、星村街、赤石街先后为茶叶集散地，茶行茶庄毗邻，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有人揣测“全崇安”盛名当由此而出。武夷岩茶自此昂居中国茶叶“十哲”之位。与福建一海之隔的台湾省，虽然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就移去武夷山茶苗种植繁衍。终因自然条件存在差异，无法成就武夷岩茶“岩骨花香 ”之韵。台之饮君仍然钟情岩茶。因此清《台湾通史》编者连横在其“茗谈”一文中写到：“（台人品茶）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长期以来台湾、武夷茶界往来不断。近十几年中来，更是频繁，或切磋茶事，或交流茶文化。
综上所述，武夷山创制出乌龙茶，不但是茶叶史上的一大贡献，而且对于弘扬武夷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都有产生积极作用。我们应继承武夷先民的创造精神，而且要十分珍惜武夷岩茶及武夷茶文化，让它为当今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武夷茶的历史与大红袍的诞生
1、悠久的历史
武夷茶最早被人传颂，见于苏轼的《叶嘉传》，文中有汉武帝赏用武夷茶的传说，距今已二千多年。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朝《全唐诗》，载有唐乾宁(894—897)进士徐夤《谢尚书惠蜡面茶》。诗中写道：“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沈香末，水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唐代孙樵（约825~约885年）写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写道：“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在信中，把出产在“丹山碧水之乡”的茶，美称为“晚甘侯”。意为，甘香浓馥，美味无穷之意； “碧水丹山”是南朝作家江淹对武夷山的赞语。 “晚甘侯”是武夷茶的早期美名。
北宋武夷之茶也被统称为“建茶”。其意为建溪流域和建州域内所产之茶。当时朝廷特置龙凤模印，遣使到建州，监造团茶和饼。茶北宋诗人范仲淹写道“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崇安正式建县，文人墨客、达官显宦、释家羽士纷至沓来，名声日高，武夷茶也随之名气大盛。苏轼在咏茶诗中写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武夷茶，为名家所津津乐道，并成为官家邀宠之佳品，开始步入皇家宫室，享誉于朝廷。
南宋以后，来武夷山游览、讲学、隐居者日增，时武夷山极为兴盛。儒家羽士、文人墨客，荟萃山中，斗茶品茗，以茶论文，以茶论道，极一时之盛，茶事因之兴旺。朱熹在隐屏峰下构筑精舍，著书立说，授经讲学，聚友品茗。传说在隐屏峰下，朱熹手植名茶一株，还亲自携篓去茶园采茶，以此为乐事。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福建行省招讨使、右副都元帅高兴奉招入朝，路过武夷山，监制了“石乳”茶数斤入献皇宫，深得皇帝爱赏。大德五年（1301年），高兴的儿子高久住任邵武路总管之职，就近到武夷山督造贡茶。第二年即大德六年（1302年），他在武夷山九曲溪之第四曲溪畔的创设了皇家焙茶局，称之为“御茶园”。从此，武夷茶正式成为贡品，每年必须精工制成龙凤饼，沿着驿站递送进入大都（今北京）。
武夷山四曲的御茶园遗址 明代是武夷山茶叶生产大变化的时期。由于延续生产、制做龙凤贡茶，严重地加重了茶农和当地政府的经济负担，因而茶叶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茶山抛荒，产量锐减。之后全面按朝廷的诏令：罢龙团，改制散茶。由于散茶不要舂打拍印，因而产量得以增加，工艺得以简化，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茶叶品质。
明代后期，武夷山延请黄山僧来制做松罗茶，此种又炒又焙工艺，当是发酵茶的起端。此后不久，红茶首先在武夷山的桐木、星村一带出现。自此红茶制做工艺逐步向武夷山周边地区扩展。红茶工艺的出现是茶叶生产的飞跃。
清代武夷山的茶农又在原制发酵茶的基础制作出乌龙茶。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形成，是武夷山茶农的一大贡献。自此武夷茶之乌龙茶的制作工艺由北向南传播，直至台湾。清初闽南教徒始入修持，僧人便以茶为产，以茶为生；念经参禅，以茶解困；消闲待客，赏茶为乐。这种珍品自然由僧人传到闽南家乡，很快地引来了闽南商贾前来经营武夷茶，时山中茶厂大部分系闽南茶商所有，成品茶则运往闽南、潮汕及海外销售。闽南僧人、茶商与当地山民为共同研制、发展武夷岩茶作出了贡献。
民国前期，武夷茶岩茶产量约5000多担，红茶出口量约3000多担。赤石、星村仍是武夷茶的集散。仅赤石仍有茶庄、茶行30多家。后由于及日寇入侵交通受阻，外销无门武夷茶产量减少。岩茶产量仅130多担，红茶产量才几百担。
民国时期，原先设在沿海福安的福建省茶叶改良场，由于回避沿海南下日寇的侵扰，于1938年10月迁往崇安县的赤石，更名为“示范茶厂”。由我国著名的茶叶专家张天福任厂长。1942年7月崇安示范茶厂被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接管，改名为“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由当代茶圣吴觉农任所长。1946年又改由国民政府农林部接管，改名“农林部中央实验所茶叶试验场”，又由张天福任场长，至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土地改革，分茶山到农民，以户进行个体生产。尔后成立互助组，农户联户生产，扩大了加工规模，岩茶产量达3000担。至1978年总产达6400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茶叶生产得到重视。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目前全市有茶山10万亩，总产约8万担(毛茶)，产值近亿元，有大小茶家130个，茶业从业人员3万人，茶叶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科研上也获得新成绩。武夷肉桂无性繁育成功，由名枞上升为品种，目前栽种面积约3万里，成为当家品种，品质优异，多次获奖，受到好评。
大红袍经过十多年的反复实验，无性繁育获得成功，免除了断代之忧，且保持茶王大红袍的特征。1995年经省科委鉴定通过。多次高价拍卖，2002年在广州拍卖时达18万元(20克)。
2001年正山小种红茶获国家质检总局通过，获得“原产地注册商标”。2002年武夷岩茶被国家确认为“原产地域保护产品”，规范了一系列生产、制作、产品标准。
2003年武夷山市被国家文化部授予“茶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扩展阅读——乌龙茶的三味
随着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出现，岩茶品质的提高，品尝艺术也更加高雅，内涵更加丰富，奠定了喝功夫茶的基础，茶家们不仅讲究茶叶、煮水，而且讲究水质、品茶器皿、品尝饮用的方式。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秋，大文人袁枚游武夷，当时僧家道人多有敬茶献盏，“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使用如核桃般小巧的茶杯，首先领略岩茶之馨香，而后再徐缓专注地细尝茶水的滋味。武夷山让袁大才子饱赏了绝妙的品茗艺术，使他感慨良久，发出了“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也。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袁枚品茗得个中三昧，历史上传为佳话，引为典范，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清人卓尔堪，号宝香山人，用大明寺泉烹武夷茶浇诗人雪帆墓。诗云：“茶试武夷代酒倾，知君病渴死芜城。不将白骨埋禅智，为写清泉傍大明。寒食过来春可恨，桃花落去路初晴。松声蟹眼消闲事，今日能申地下情。”此诗好像一篇祭文，倾注了诗人对朋友雪帆（宋晋之号、道光进士）的哀悼之情。其以武夷茶代酒，可见这两位挚友对武夷茶的赏识。
自古僧人道士擅长品茗，栖息于武夷山茶区的僧人道士，不仅精于制茶，而且更精于品尝。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庙产主要是茶叶，且拥有“茶王”大红袍，寺僧们种茶、制茶、卖茶、品茶。以茶当酒，饮茶破睡，饮茶坐禅，成了佛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人林佶诗：“武夷山上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种茶。”（见清《武夷山志》22卷）天游观的道士静参不但把茶分为四等，而且还把茶品也形象地分为四等：茶值得一尝，首要以香馨动人，香还要求清纯幽雅，等而上之还要求甘，“香而不甘，则苦茶也！”但武夷山绝品的岩茶，还有更高的层次：活！“活一字须从舌本辨之，微乎，微乎！”武夷岩茶独特的岩韵，是其它名茶所没有的。其中妙谛若细加意会，雅趣无穷。
由于乌龙茶的熏陶，因而逐渐在闽粤等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功夫茶的品尝体系，茶店林立，比屋皆饮，不分权宦平民，无不以赏茶为乐事。每年茶季一到，广州、潮州、漳州、泉州、厦门等地的豪商巨贾，每每携重金接踵而入武夷，把新茶囊括而去。武夷茶一旦运到，“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甚至还讲究“扇必琯溪之蒲“（见《龙溪县志》），颇有宋代斗茶之遗风。由于当时茶之价格高昂，令人咋舌。较高的每市斤60多块银元，至低的也要16块银元（一市斤相当时之千斤大米）。有些人为了争夺斗胜，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因而有“富家一盏茶，抵得穷人半年粮”之谚。然而佳茗并非只为富贵者包揽。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曾任永安县令的彭光斗在《闽琐记》中记载：“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招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真乃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堂堂的七品县官大人，也仅能在野室里偶然一享武夷奇茗，自然会慨叹于口福远远比不过野叟，可知当时若要真正享受武夷佳茗，确实不易！
清代饮茶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功夫茶的兴起为人们带来了新的情趣，难怪有人这样感叹：“瓦屋纸窗，佳茗清泉，若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其已成为好茶者魂牵梦绕，日夜追思之珍品。
武夷山